數字經濟與金融創新
范文仲 編著
中國金融出版社 2022年6月
推薦語
不斷創新發展的數字經濟與金融科技深刻改變了傳統金融業態，極大提高了金融服務的效率、質量和能力，但也衍生出了復雜多樣的倫理問題與潛在風險。本書在提出科技創新是金融發展的“動力槳”的同時，強調正確的金融價值觀是金融創新的“方向舵”，并將數據治理和風險管理制度稱為金融大航海時代的“壓艙石”，較為全面地總結了金融科技風險的具體特征及監管建議，對我國把握住數字經濟與金融創新的歷史機遇、搶占未來發展制高點具有很好的啟發性。
——肖鋼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資深研究員、第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
全球進入了數字經濟競爭發展的新大航海時代，中國金融業有望抓住歷史機遇，實現彎道超車。本書從金融科技創新、數據治理、風險管理等維度，對包括區塊鏈、數字貨幣、元宇宙等創新領域的變革進行了深入分析，并提供了富有前瞻性的解決方案。金融創新、數字經濟領域的市場參與者、行業管理者和其他領域讀者都會從中獲益。
——劉世錦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學術顧問、第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人類社會如果停止創新，其存在的意義可能也就結束了，經濟與金融也如此。如今“數字經濟”“數字金融”都是熱門話題，可能一些老一輩金融家與監管者會將其“打折扣”，認為這又會是曇花一現的熱炒，但事實真的如此嗎？本書匯集的最新研究和思考為我們提供了一些答案。本書從多個視角展示數字經濟和金融創新的酸甜苦辣，值得從業者、監管者和研究者認真細讀。
——陳志武 香港大學亞洲環球研究所所長、經管學院經濟學講席教授，原耶魯大學金融學終身教授
作者簡介
范文仲，現任北京金融控股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成員，曾在國家和地方的財政、發改、國資、金融監管等部門任職，具有豐富的國內和國際工作經歷。畢業于美國耶魯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
內容簡介
隨著新一輪信息科技革命的孕育興起，信息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數字經濟成為全球發展趨勢，深刻影響著世界政治經濟的發展格局，也顯著改變了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在此背景下，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數字科技不斷向金融領域滲透，驅動傳統金融加速變革的創新技術、創新工具、創新平臺密集涌現，數字經濟正在加速成為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升國家競爭力的新引擎、新火種。本書洞見金融發展趨勢，探索數字經濟與金融科技交融發展的未來，以超越時代的視角，推動金融理論與實務的全面創新。
全書一共九章。第一章金融創新的前世與今生，講述了支付創新和融資創新的歷史演進；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分別介紹了數字經濟的創新技術、創新工具、創新平臺；第五章傳統金融領域的革新，著眼于銀行、證券和基金、保險行業面臨的挑戰和變革；第六章個人金融領域的淘金熱，聚焦消費金融、智能投顧、眾籌；第七章數字經濟時代的新藍海，講述了服務小微、服務農村的普惠金融平臺迎來了發展的春天；第八章解讀金融風險與監管，說明打造金融大航海時代的“壓艙石”的重要性；第九章闡釋中國的機遇與金融價值觀，金融創新興于技術，成于制度，只有樹立正確的金融價值觀，才可以實現技術和金融的引領，行穩致遠。
本書為上海新金融研究院課題“金融科技與金融監管：現狀與未來”的研究成果。
目錄
第一章 金融創新的前世與今生
一、 支付創新———跨空間分配經濟資源
二、 融資創新———跨時間分配經濟資源
第二章 新技術
一、 大數據、 云計算、 人工智能
(一) 大數據
(二) 云計算
(三) 人工智能
二、 區塊鏈與隱私計算
(一) 區塊鏈
(二) 隱私計算
第三章 新工具
一、 新支付與新生活
(一) 從互聯網支付到移動支付
(二) 支付創新的技術路徑
(三) 支付創新的商業價值
(四) 支付創新的社會影響
(五) 支付創新的風險挑戰
二、 比特幣的崛起
三、 穩定幣與中央銀行貨幣
(一) 穩定幣的特點及主流代表
(二) 穩定幣發展的風險與挑戰
(三) 建立在法定貨幣基礎上的中央銀行數字貨幣更具發展前景
四、 金融衍生創新的未來
(一) 初始幣發行 (Initial Coin Offering, ICO)
(二) 去中心化金融 (Decentralized Finance, DeFi)
(三) 非同質化代幣 (Non - Fungible Token, NFT)
五、 Web3.0 與元宇宙
(一) 全球互聯網技術發生新躍遷
(二) 元宇宙
第四章 新平臺
一、 大數據征信
(一) 我國信用體系建設歷程
(二) 我國大數據征信的發展概況和典型模式
(三) 大數據征信建設實踐的發展模式和典型案例
(四) 風險與制約因素
(五) 未來展望
二、 數字資產交易
(一) 數據要素市場建設的重要意義及存在的問題
(二) 破解大數據交易難題的方向和思路
第五章 傳統金融領域的革新
一、 銀行
(一) 金融科技在銀行業中的應用歷程
(二) 銀行業的變革———信用中介根本要素的改變促進商業模式轉變
(三) 銀行業面臨的內外部挑戰
(四) 發展趨勢和未來展望
(五) 實踐案例
二、 證券和基金
(一) 金融科技在證券基金行業中的應用歷程
(二) 證券業務與科技日益融合
(三) 挑戰與機遇
(四) 發展趨勢和未來展望
(五) 實踐案例
三、 保險
(一) 金融科技在保險行業中的應用歷程
(二) 保險科技現狀與保險新領域
(三) 挑戰與機遇
(四) 發展趨勢和未來展望
(五) 實踐案例
第六章 個人金融領域的淘金熱
一、 個人消費金融
(一) 消費金融發展現狀
(二) 國內外消費金融案例
(三) 消費金融面臨的主要風險
(四) 未來展望: 立足服務實體經濟, 提升消費體驗
二、 智能投顧
(一) 基本模式
(二) 發展歷史及現狀
(三) 實踐案例
(四) 未來展望
三、 實物眾籌和股權眾籌
(一) 實物眾籌
(二) 股權眾籌
(三) 眾籌監管的國際經驗
(四) 未來展望
第七章 數字經濟時代的新藍海
一、 小微金融服務
(一) 小微金融特征與痛點
(二) 發展歷史與現狀
(三) 小微金融創新的驅動因素
(四) 小微金融創新模式
(五) 實踐案例
二、 企業供應鏈金融
(一) 商業模式
(二) 供應鏈金融的發展歷程及現狀
(三) 實踐案例
(四) 風險與制約因素
(五) 未來展望及行業趨勢: 新技術應用帶來的模式創新
三、 農村金融
(一) 制約因素
(二) 發展歷史與現狀
(三) 實踐案例
(四) 未來展望: 金融科技可助推農村金融高質量發展
第八章 金融風險與監管
一、 金融創新的主要風險
二、 金融科技風險的具體特征
(一) 金融科技風險的宏觀特征
(二) 金融科技風險的微觀類別
(三) 金融科技風險管理的挑戰
三、 全球金融科技監管概況
(一) 國際金融科技監管進展
(二) 我國金融科技監管
四、 金融科技監管的建議
(一) 金融監管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
(二) 關于監管實踐的建議
五、 監管科技與合規科技
(一) 監管科技與合規科技發展的驅動因素
(二) 監管科技與合規科技的運用
(三) 監管科技與合規科技面臨的挑戰
(四) 監管科技與合規科技發展原則
第九章 中國的機遇與金融價值觀
一、 中國在新一輪信息與科技革命中占據有利條件
二、 人類科技革命的經驗與啟示
三、 金融科技創新的價值觀
序
當今世界, 人類社會又走到了大國興衰交替的十字路口。新一輪信息科技革命孕育興起, 深刻影響著全球經濟和政治的發展格局, 也顯著改變了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各行各業正在經歷全新的變革, 金融科技迅猛創新, 點燃了全球金融競爭的新火種。
一、人類開啟了全面競爭的金融大航海時代
大航海時代對中國而言是一個傷痛的記憶。明朝初年, 中國的鄭和船隊曾遠達歐非海岸, 但宣揚國威的外交式游歷遠不及歐洲小國為解決土地和貿易問題的經濟努力持久。15 世紀到16 世紀的大航海時代開啟了人類文明的新紀元, 中國在競爭中落敗, 西方國家在理論創新、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和模式創新等領域全面獲勝, 以致出現了文化、經濟發展的東西方文明大分流, 很多仁人志士為此扼腕嘆息。
金融是建立在信心和信息基礎上的特殊行業, 這一輪信息科技革命對金融業的影響尤其明顯。互聯網時代講求規模效應和金融場景。中國擁有14 億的人口總量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量, 活躍發達的互聯網產業創造了海量的數據和信息, 是金融科技應用最廣泛、場景最多樣、數據最豐富的國家, 網絡電商、移動支付走在世界前列。在數字經濟的新時代,社會核心經濟資源已經從原來的土地、人口、能源、礦產轉化為數據和信息, 經過數十年不懈的努力, 中國已躍升為數字經濟資源大國。
歷史總是不斷重演, 國與國的競爭永遠沒有終結。雖然上一次大航海時代中國的結局不盡如人意, 但在新一輪金融大航海時代的競爭中,中國仍有機會, 并在一定程度上占據了先機。
二、科技創新成為驅動金融發展乘風破浪的“動力槳”
我們正處于金融躍遷的時代, 過往金融機構的資產規模、分支機構數量、業務市場占有率已不再是成功的保證因素。對未來趨勢變化的洞見, 以及把握這種趨勢的能力才是企業生存發展的根本。實際上, 金融機構與互聯網公司、制造業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沒有區別, 都是要具有超越競爭對手的獲客能力, 更深刻地了解客戶的能力, 以及為客戶及時全面提供其所需要的產品和服務的能力。通俗地說, 賣白菜和賣理財的商業邏輯在本質上一樣, 只不過后者需要金融牌照而已。
對于一個國家或地區而言, 完善的金融科技基礎設施將是未來的核心競爭力。正如高鐵、高速公路的建造能力, 推動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四十多年奇跡般的增長。現在數據作為核心的經濟資源, 搜集、處理、應用數據的平臺已成為基礎設施, 這些金融科技基礎設施的完善程度將決定國家和地區的核心競爭力的大小。
中國要打造適應未來社會的金融科技基礎設施, 就必須解答誰來規劃、誰來建設、誰來運營、誰來應用等基本問題。
從理論上講, 基礎設施規劃需要具有前瞻性、全面性、公平性和權威性, 所有的社會基礎設施都應進行“頂層設計”, 金融科技基礎設施也不例外, 需要統一規劃和統籌設計。政府掌握制定社會規劃的最全面信息, 應建立適應數字經濟發展的“規劃局”, 對地區和國家的基礎設施進行全面規劃, 平衡社會各方利益, 制定公平、公正的數據資源分配使用方案, 讓金融基礎設施從規劃開始就具有正確的方向。
建設基礎設施, 政府也不能包辦一切。就像建橋修路, 國家不能既生產水泥鋼材, 又組織施工隊。要厘清政府和市場的職責邊界, 高效推進金融科技基礎設施建設, 必須吸納專業化、市場化的機構積極參與。建設的過程要秉持開放心態, 術業有專攻, 應匯聚各方資源和技術。在政策層面, 政府制定建設標準和使用規范, 是工程的“監理方” 和“驗收者”; 在實施方面, 充分借助各家市場機構和科技企業的專業經驗和優秀人才, 又好又快地建設金融領域的“ 道路” 和“橋梁”。
兩千年前, 齊國的管仲就曾在《侈靡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 “賤有實, 敬無用, 則人可刑也”。真正重要的日常生活必需品, 如谷粟布帛, 價格必須便宜, 而一些華而無用的奢侈品, 如珠玉金石, 價格可以貴重, 反之社會就會出大問題。同樣的道理, 現在的數據和信息已經成為社會核心經濟資源, 必須要保證成本低廉, 才能降低整個社會的經濟運行成本。社會的基礎設施不能為個別企業所私有, 也不應以追求個體平臺的利潤和股東收益增長為目標。如果任由平臺巨頭企業壟斷數據價格, 將會導致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率降低, 社會總體福利下降。早在春秋時期, 管仲就曾主張對于鹽鐵等特殊行業, 政府應該建立“官山海” 等專營機構進行直接管理。同理, 作為管理社會核心經濟資源的平臺, 金融科技基礎設施兼具經濟屬性和社會屬性, 應由具有公信力和公益性的機構管理, 或采取“政府+ 市場” 的方式運營, 降低數據和信息的社會成本, 消除“數據黑箱”。
縱觀歷史, 科技革命往往起到了扶貧助弱的作用。農耕革命后, 原先處于弱勢地位的腦力勞動者對狩獵、捕食的體力勞動者實現了反超;工業革命后, 擁有核心科技專業技能的白領工人實現了對擁有傳統手工技能的藍領工人的超越; 信息革命后, 原先在金融服務中的弱勢群體———中小微企業和社會大眾將是金融科技創新、金融基礎設施發展最主要的受益者。這就像一個城市的公共交通和水電煤氣設施, 由政府來統籌規劃, 商業公司來參與建設, 委托公益性企業來運營, 最終由社會大眾共享使用。
三、正確的金融價值觀是金融創新揚帆遠航的“方向舵”
很多人將金融業的目標簡單理解為賺錢, 認為商業機構的最終目標是追求利潤增長和資產規模擴張。其實, 金融是有價值觀的。金融的核心功能是從跨時間、跨空間兩個維度來分配社會經濟資源, 通過促進商品交換和跨時空投資, 把生產要素資源分配給最需要且最善于利用它的生產個體, 提高全社會的勞動生產率, 讓每個百姓有更多的經濟生活選擇, 讓未來的社會有更多的產品和服務可以供民眾消費, 從而提升整個社會的“帕累托最優邊界” 和大眾的生活水平, 這才是金融的初心和使命。好的金融活動能夠擴大這個福利邊界, 不好的金融活動是在這個邊界中自己分割一大塊, 甚至縮小社會福利邊界。商學院的課程中, 資產定價、市值管理、全球資產配置成為熱門領域, 很少有課程討論金融的初心使命和投資的價值觀。很多人崇拜亞當·斯密的《國富論》, 認為市場由看不見的手自發調節, 追求私利是市場經濟成功的基礎, 卻不知道亞當·斯密非常厭惡金錢至上的社會風氣, 曾窮其一生精力五次修訂編著《道德情操論》, 認為沒有誠信、同情心這些最基本的道德觀念,自由競爭經濟將會引發社會災難。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曾感嘆, 不讀《國富論》不知怎樣為“利己”, 讀了《道德情操論》方知“利他” 才是問心無愧的。
科技創新向來都是一把“雙刃劍”, 如果只具備強大的專業技術能力卻沒有把它用在正確的方向上, 社會最終會受損, 而不是獲利。這就像核能的開發利用, 如果任其發展不進行管理, 爆發核戰爭的社會后果將遠遠大于幾個核電站的商業收益。自然科技如此, 金融科技也是如此。這需要所有金融從業者牢記金融的初心和使命, 在金融大航海時代, 用正確的價值觀來“把舵定航”。
四、數據治理和風險管理制度是金融大航海時代的“ 壓艙石”
人們常常期望, 科技的發展可以消除各種危機風險, 一勞永逸地解決我們面對的所有社會問題。遺憾的是, 人類歷史上的科技創新從來都沒有消除風險, 甚至沒有減弱風險, 現實中每次金融科技創新都增加了風險, 需要用一種更復雜、更有力的制度去約束這種創新帶來的破壞力。
當前數據已經成為社會的核心經濟資源, 我們要像對待核能一樣,對數據的采集和使用懷有敬畏之心。商業機構應清楚地界定數據的所有權、使用權、管理權、收益權“四權關系”, 在實際運用過程中科學把握使用的便捷性、數據的安全性及主體的隱私性“三性平衡”。以下是一些基本原則。
首先, 數據的采集一定要合法, 遵循“合法授權” “最簡夠用”的原則。對個人數據的采集一定要告知客戶主體, 并明確采集的目的和范圍, 不能捆綁式、壟斷式授權, 或者用晦澀難懂的法律文書和停止服務的霸權條款來誘導、強迫客戶簽訂授權協議。授權的范圍一定要和服務功能相匹配, 不應要求提供與業務功能無關的隱私數據。對個人生物特征和生活行為數據的采集和識別要特別審慎, 必須要有上位法的支持。
其次, 數據的使用一定要合規, 把握“征信有資質” “數據要脫敏”的原則。并不是每一個互聯網平臺都可以任意使用在自己平臺上產生和儲存的數據, 其實這部分數據的所有權不屬于平臺, 依然是屬于客戶個體的。例如, 我們很難想象, 一個房地產開發商, 在房子建成出售給客戶之后, 可以指令小區物業機構在公寓門口記錄每家的人數、上下班的時間、快遞的品種, 然后把信息收集起來賣給社區周邊的商戶, 這樣的行為肯定是違法的。現在很多平臺所進行的數據采集和售賣行為, 既沒有資質, 也沒有脫敏, 理論上都是違規的。今后應該明確, 除非有監管部門明確核準的資質, 平臺機構不可銷售和使用客戶的原始數據來牟利,應進行必要的脫敏處理, 原則上輸出的只能是總量統計數據或經過處理后的評判指數數據。對數據的管理應由政府或其他具有公共管理職能的機構進行, 收益分配要非常謹慎, 可以參考工商業務變更需要進行登記備案的要求, 數據的盈利模式應該經過審核。
對監管部門而言, 既要防范風險, 也不能因噎廢食, “一刀切” 禁止一切創新業務, 應該明確兩大原則。第一, 要以金融功能和風險實質監管取代機構名稱監管。比如, 對于具有社會集資功能的機構, 無論是銀行、信托還是科技公司, 都應當設立嚴格的準入機制和要求持牌經營; 假如業務模式存在期限錯配和流動性轉換, 就應當遵守流動性規則; 一旦對客戶作出隱性或顯性承諾, 就應當具有存款、準備金等風險損失吸收能力; 如果承擔核心市場功能, 就要建立恢復與處置計劃的預先安排。第二, 要按照系統重要性的維度來監管, 把握鼓勵金融創新和加強風險防范的平衡。當創新金融機構處于初創期時, 可以通過設立試點項目適當放寬監管要求, 降低其合規成本, 積極鼓勵創新, 同時監管部門對試點項目保持密切關注并建立雙向溝通機制。
隨著金融機構的不斷成長, 一旦資金數額或客戶數量突破一定門檻,監管標準和合規要求就要及時提升, 監管強度也要不斷加大。這種模式國際上稱為“監管沙箱”, 其實就是中國一直采取的“摸著石頭過河” 和“特區+ 試點” 的模式, 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取得巨大成功的寶貴經驗。
總之, 在這個千帆競發、百舸爭流的金融大航海時代, 中國面臨著巨大的歷史機遇, 在一定程度上占據了競爭先機, 但先發優勢并不代表著最終的成功。我們要深刻認識到, 金融創新興于技術, 成于制度, 科技創新是“槳”, 金融價值觀是“舵”, 風險管理制度是“壓艙石”。只有具備超越競爭者的遠見, 把握好這些基本原則, 中國的金融發展才能行穩致遠, 贏得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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