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特邀研究員伍戈、李斌
近年來，我國通貨膨脹的成本沖擊型特征十分明顯（主要是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高企、國內勞動力成本上升等），成本沖擊型通脹成為被廣泛談及的熱門話題，由此也有一些人提出應適當提高通脹容忍度的觀點。不過，雖然各方面談論較多，但有關成本沖擊型通脹的流行認識普遍仍停留在直觀理解和簡單邏輯推理的基礎上，尚缺乏全面分析成本沖擊型通脹及其與宏觀政策，進而與通脹容忍度之間關系的研究，特別是缺乏對這一問題嚴謹、規范和系統的理論剖析。這與現實的需求很不匹配。鑒此，我們以成本沖擊、通脹容忍度與宏觀政策應對為主要研究目標，試圖建立一個能夠比較全面地理解和分析成本沖擊型通脹及其相關問題的理論框架。
成本沖擊難以解釋各國通脹差異
近期有不少人士認為劉易斯拐點及其引發的勞動力成本沖擊會系統性推高我國通脹水平。我們試圖通過典型經濟體的經驗（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及其劉易斯拐點期間的歷史史實，探析勞動力成本沖擊是否能解釋各國通脹差異。我們并沒有從宏觀經濟數據中發現劉易斯拐點導致通貨膨脹水平系統性抬升的有力證據，而貨幣量的顯著增加很可能是導致其通脹水平提高的主要誘因。
通過分析近50年來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情況及其對各主要國家通脹沖擊的史實，我們對比各國的通脹差異并找尋其背后的深層次成因，著重探討了輸入型因素能否解釋各國通脹差異這一問題，并比較了各國貨幣政策如何應對輸入型通脹以及匯率政策在其中的作用。我們發現，面對同樣的輸入型通脹壓力各國通脹的持續時間和強度存在明顯差異，這種差異并不能簡單用國際輸入型通脹因素以及各國石油依存度大小等加以解釋。各國貨幣增速與經濟增速之差（即貨幣超經濟增長部分）能更好解釋各國通脹差異的原因，即國內貨幣條件可能才是影響通脹的最重要因素。
成本沖擊類型對通脹容忍度的影響
盡管勞動力成本和大宗商品價格沖擊本質上都屬于供給沖擊，但其對總供給曲線以及宏觀經濟的具體影響是存在差異的。劉易斯拐點以及巴拉薩-塞繆爾森效應下的勞動力成本沖擊體現在總供給曲線的斜率變化上，且在短期內不可逆，屬于中長期沖擊。而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對供給曲線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截距變化上，且隨著大宗商品價格回落，供給曲線將重新平移回來，沖擊是短暫和可逆的。
面對不同類型的成本沖擊以及產出下降，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效果是存在差異的。在勞動力成本沖擊（巴拉薩-塞繆爾森效應引發）下，總需求擴張導致更多的是價格效應，而不是產出效應。其最終結果是，為了保持與以前相同的高經濟增長率，卻付出了比以前更高幅度物價上漲的代價，并會引發價格的螺旋式上漲，此時持續實施擴張性政策似乎并不明智。而在大宗商品價格沖擊下，如果決策者仍想實現既定的高經濟增速而采取擴張性政策，其引致的價格效應與產量效應將以固定比例增加，宏觀政策在獲得經濟增長收益的同時也不得不付出一定程度的通脹上升成本。
不同類型成本沖擊對一國經濟中長期增長目標和通脹容忍度的影響也是不盡相同的。巴拉薩-塞繆爾森效應作用下勞動力成本沖擊具有中長期結構性特征且不可逆，加上擴張性政策的通脹效應更強，宏觀政策決策者似乎應在一定程度降低其中長期經濟增長預期目標并適當提高通脹容忍度，以促進宏觀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由于大宗商品價格的沖擊往往是短暫且可逆的，決策者一般不需要考慮修正其既定的中長期經濟增長以及通脹目標。
全球化背景下的成本沖擊與中國通脹新趨勢
對不少人視為成本沖擊所致的所謂“結構性通脹”進行分析，我們通過構建一個兩部門的結構性模型研究了全球化背景下的通脹形成機理變化和政策應對。研究發現，金融危機前發生的全球通脹呈現幾個突出特征：一是“結構性”價格上漲已經并很可能在未來成為通脹的主要表現形式；二是由金融投機引發的初級產品價格暴漲成為導致CPI、PPI大漲的重要原因；三是CPI、PPI明顯上漲時，往往已處在經濟金融泡沫最后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變化上CPI特別是核心CPI會相對滯后。鑒于全球化背景下經濟運行和通脹機理所發生的變化，要深化對技術進步、生產率改進、初級產品和資產價格以及國際貨幣和匯率體系變化等多重因素的監測分析。
貨幣與通脹之間的關系是影響貨幣政策決策的重要因素。從中國的實際來看，長期以來中國的貨幣增長和通貨膨脹之間保持著良好的同步關系。但2010年下半年以來，這種穩定的關系似乎被打破，貨幣與通脹的同步關系出現趨勢性背離。這無疑給經濟預測以及宏觀調控帶來了極大的挑戰。這種趨勢性背離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未來這種背離是否仍將繼續以及貨幣政策將如何應對，我們嘗試從多個方面（尤其是成本沖擊的視角）對這些問題進行剖析。在經濟轉型的中國，通脹與貨幣的復雜關系客觀上要求貨幣政策與時俱進。現階段應在立足貨幣數量論的基礎上，充分考慮政策作用的時滯變化。短期內應密切關注金融危機及其應對給通脹預期、貨幣流通速度帶來的重要沖擊，中長期應高度重視經濟結構尤其是勞動力供給等對通脹水平的系統性沖擊，注意考察這些結構性變遷對未來通脹水平的影響，以確保貨幣政策的前瞻性和有效性，加強通脹預期管理。
此外，盡管總供給-總需求框架是十分簡潔的宏觀分析框架，但是較少有人用它的具體方程來推導通貨膨脹的決定式，用之對中國進行實證分析的研究更少。我們運用總供給-總需求框架，對封閉經濟下的通貨膨脹成因做了較為深入分析，并將模型推廣到開放經濟中以獲得計量上可估的線性方程，在數量上驗證了總供給-總需求框架在中國的適用性。具體地，從中國近期的數據來看，產出（正）缺口增大、勞動力增速放緩、大宗商品價格增速走高、貨幣增速加快以及通脹預期上升都可能顯著性地導致通脹率抬升，而人民幣匯率對通脹率的影響似乎并不十分顯著。
供需雙管齊下應對通脹
綜上所述，我們建議，當經濟體遭遇供給沖擊（劉易斯拐點、大宗商品價格高企等）時，潛在經濟增速可能會有所放緩，同時物價對需求擴張會更加敏感，此時宏觀經濟政策作為典型代表的貨幣政策尤其需要審慎。作為重要的短期需求管理工作，貨幣政策的關鍵是要保持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無論成本沖擊型通脹壓力如何，抑制國內通脹的首要手段應該是管理好國內貨幣條件。對于成本推進型通脹，貨幣政策并不是無可作為，而是依然能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成本沖擊型通脹特征較為明顯的階段，應努力把握好國內貨幣信貸投放的總量和節奏，避免因刺激性宏觀政策形成成本推動與需求拉動相互強化所導致的螺旋式價格上漲。針對通脹形成機理和表現形式發生的變化，要在宏觀調控中更加關注更廣泛意義上的價格變動，探索更為科學合理地衡量整體價格水平的途徑和方法，同時加強宏觀審慎管理，豐富和補充金融宏觀調控的手段和工具。
為管理好通貨膨脹，必須持續關注供需兩方面的因素，特別地，當前宏觀經濟中供給面的改善不容忽視。隨著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和人口紅利的消失，以及在其他結構性的成本沖擊下，我國應加快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有效提高全社會的總供給能力：促進勞動力向第三產業轉移，提高人力資本素質（重視職業教育、研發、培訓等），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政府行政管理水平，通過結構調整和改革提升經濟增長的潛在動力。這有利于緩解劉易斯拐點到來可能形成的影響。此外，要加快城鎮化建設，進一步促進城鄉一體化。與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相比，目前我國城鎮化率還有較大上升空間。促進農村人口城鎮化，促使更多的勞動人口從農業生產中解脫出來，增加有效供給，確保我國宏觀經濟平穩渡過劉易斯拐點。
（本文為中國金融四十人·青年論壇內部課題“成本沖擊、通脹容忍度與宏觀政策應對”的部分研究成果。）
——本文發表于2013年1月7日《21世紀經濟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