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特邀研究員
據剛剛公布的數據，7月份CPI同比增速降到1.8％，兩年半以來首次跌破2%，PPI負增長2.9％，比大多數人的預期還要低。始于2010年年初的這一輪通脹，在歷經兩年多的調控之后，終于算是暫時告一段落。同時，經濟也已經很冷，企業的日子很不好過，市場也很悲觀，一些評論已經開始擔心經濟發展的前景，這一輪調控的代價不可謂不大。在這個時點上，或許該回頭總結一下教訓。
通脹的調控機制
先從通脹的一般規律說起。已故的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頓·弗里德曼是貨幣學派大師，因在消費理論、貨幣理論、經濟穩定政策等方面突出貢獻而獲1976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在二十世紀后半期，少有經濟學家能與其比肩。在他身后，留下一句很多人都耳熟能詳的一句話：通貨膨脹永遠都是一個貨幣現象。這句話，當然是對的，因這句話其實就是一個套套：通脹永遠都是一個貨幣現象，貨幣多了就會通脹，貨幣少了就會通縮。說來說去，通脹通縮都說的是價格水平。
倘若不進行進一步的分析，這句話的意義也不大。問題的關鍵在于：何為多？何為少？多少總有一個誰和誰比的問題。比較的一方是貨幣，另一方是總供給。貨幣代表了經濟中的需求的力量，任何消費、投資、出口、政府購買的行為最后都要經由貨幣來表達了。這里面的一個要點是，現代紙幣體系下，貨幣的總量是可以被控制的，貨幣創造的直接成本接近為零。這個就麻煩了，倘若央行降息或者降低存款準備率，貨幣就會輕而易舉、源源不斷地被創造出來。而且，這些貨幣都會形成需求，需要被滿足。
與這種需求對應的，是供給，也就是經濟中能夠用來滿足這些需求的生產能力。生產能力由什么決定？由生產要素和生產要素的組合效率（也就是生產技術）共同來定。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勞動者技能、資本、土地、自然資源等等，生產技術不僅包括狹義的工藝流程、專利技術，還包括廣義的生產組織技術，這些技術把生產要素轉化為產品，用來滿足總需求。倘若總需求超過總供給，就會導致通脹，否則就會導致通縮；倘若二者大致相當，物價水平就會相對穩定，這也是中央銀行家們追求的目標。
在需求與供給兩方對比當中，需求可以大幅波動，央行能夠控制貨幣，進而調節總需求，財政也可以通過稅收和支出政策來調節總需求。比較而言，供給相對穩定，因為短期內生產要素和生產技術都是相對給定的，很難快速改變。正因為如此，宏觀調控的政策一般都著眼于需求，致力于“熨平”短期的總需求波動，總需求少了就擴張一點，多了就壓縮一點。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比如說這一輪通脹，從2010年開始壓總需求，可是半天就是不下去，同比CPI增長率一路從2010年年初的不到3％上漲到2011年7月的6.5％，然后才慢慢回落，迄今才算是過去。看來看去，這一輪通脹后面都依然還有匯率低估的影子。匯率低估，凈出口下不來，總需求當然下不來，緊縮來緊縮去都只能管內需，外需我們管不著的。外貿總量如此之大的情況下，匯率低估導致外需旺盛，通脹當然難治。
反過來，經濟低迷的時候增加總需求也未必容易。美國從金融危機爆發，啟動了各種刺激總需求的政策，把利率降到零不算，還保證維持未來好幾年的基本零利率，另外還輔以大規模的財政刺激。盡管如此，效果還是曇花一現，最近經濟又開始回調了。究其原因，就是因為人們不傻，知道一時的痛快沒用的。比如說，政府增加支出，可是政府沒有錢，羊毛出在羊身上，這些錢都是從經濟體中抽取來的，要么抽稅，要么發債，可是發債意味著未來要抽稅。不管怎么樣，留給私人部門的錢就少了，那么私人部門的支出就會減少。一里一外，很難說最后總需求是多了還是少了，倘若政府效率低下，腐敗嚴重，總的效果可能是負的。人們常常批評政府投資，不是沒有道理的。
基礎設施投資有效降低通脹壓力
那什么情況下政府增加支出會比較有效？有兩個可能性。一是政府把錢花在私人部門不愿意花的地方；二是政府的支出不僅增加短期的總需求，還會增加長期的總供給，這樣未來的收入也會增加，因為人們也就不會減少短期的支出。
看來看去，基礎設施投資好像是這樣一種支出。首先，基礎設施投資大，周期長，私人部門很難勝任。更重要的是，基礎設施投資的外部性大，投資者只能得到其中一小部分好處，因此存在投資激勵不足的問題。當然，不是說私人部門不是不能勝任這個投資，但是在我國目前情況下，主要還是政府來承擔。國際上看，基礎設施投資也大都是政府來承擔。其次，基礎設施投資能夠大幅增加經濟的潛在生產能力。比如說，一條好的道路，減少了交通運輸的時間，降低了企業的交通運輸成本，因而增加了這些企業的利潤，進而增加產出。再比如，通訊設施的投資，可以降低人們的通訊費用，降低企業的通訊成本，增加交易的機會，增加企業的利潤和產出。
增加基礎設施可以幫助增加產出，因而也就可以降低通脹壓力。通脹無非是總需求超過總供給，增加總供給和降低總需求對于降低通脹來說是等價的。
美國1970年代的通脹也很有說服力。美國近代最嚴重的通脹發生在1970年代，1980年以后進入了一個難得的“高增長、低通脹”的時期。對于1970年代的高通脹已經有很多研究，發現的重要因素有石油危機、過度管制、勞動力結構、研發投入、人們的通脹預期調整等等。其實還有一個因素近年來得到更多的重視，就是基礎設施投資。很多研究發現，美國的生產率進步在1970年代顯著放緩，供給的減少加劇了通脹的壓力。進一步的分析發現，基礎設施投資在1960年代中后期開始放緩，直接導致了后來生產率進步的放緩。
順便說一句，經濟分析中對于基礎設施的重要性沒有太多異議，人們有不同觀點，但是大都集中在“有多重要”上，而不是“重不重要”上，爭論的是“量”而非“質”。有趣的是，在歷史上的很長時間里，這種重要性停留在說說而已的層面，直到1990左右大衛·阿斯考爾（David Aschauer）寫下一系列文章，基礎設施才進入主流經濟分析，相關文獻開始井噴式增長。
站在目前時點上，基礎設施投資不僅能夠幫助提高未來經濟增長的潛力，而且短期內還能直接拉動投資，形成有效需求，幫助經濟回暖。實際上，基礎設施投資是短期、長期并舉的政策，也就難怪經濟低迷時，往往會有加大基礎設施投資的聲音。前幾天重讀《朱镕基講話實錄》，里面就提到在1998-2002期間，為了應對經濟下行和通貨緊縮，而加大了基礎設施投資。
——本文發表于2012年8月13日《21世紀經濟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