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特邀研究員
匯率作為貨幣之間的相互比價，不僅會對本國經濟產生影響，也會對其他國家產生相應的外部影響。為控制匯率的外部影響，防止利用匯率政策“以鄰為壑”，造成全球貿易的惡性競爭，主要國家很早就開始進行匯率政策的協調和相互監督。此次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平衡、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越來越被各國所認同，世界主要經濟體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力度明顯增強。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在解決國際金融危機，加強貨幣與匯率監督等方面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為此，李波等帶領匯率政策研究團隊編寫了《國際匯率監督——規則的嬗變》一書。該書全面研究了國際匯率監督的起源、理論和實踐，并從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角度對匯率監督問題進行了理論和現實的探討。
國際匯率監督規則的演進
1944年《國際貨幣基金協定》的簽訂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成立標志著現代意義上匯率監督的開始。從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一行使國際匯率監督權，并成為各國匯率協調的主平臺，《基金協定》及后續各個版本的《匯率政策監督決定》成為國際匯率監督的主要依據。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國際貨幣體系發生了深刻變化，匯率的波動性顯著增強。近年來，全球經濟的不平衡快速發展增加了逆差國與順差國的經濟摩擦，在這種背景下，國際匯率協調成為國際經濟金融協調的重點。正如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胡曉煉為該書所作的序中所言，“只有深刻理解國際匯率監督規則的演變及其與國際貨幣體系演進的關系與邏輯，才能更好地把握國際貨幣體系運行規律。”
國際匯率監督的積極影響不容置疑
首先，有利于促進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發展。上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為了充分吸取戰爭的教訓，避免各國在經濟政策方面的矛盾，加強宏觀政策協調和貨幣金融合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運而生。近年來，盡管基金組織受到了各種批評和改革的壓力，但作為當前貨幣金融領域最重要的國際機構，匯率監督一直是其核心使命。匯率監督客觀上有助于促進各國匯率向合理、均衡水平趨近，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各國匯率體制改革等。
其次，有利于促進全球失衡的有序調整。當前全球失衡在全球經濟、金融、貨幣領域均有深層次的根源與體現，是各國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和模式共同作用的產物。各自為政、以鄰為壑，以及保護主義泛濫將不利于全球經濟走出衰退，甚至會影響全球經濟增長模式和全球經濟治理框架的重建。國際匯率監督的新發展是國際社會在解決全球失衡方面的重要努力，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全球失衡的有序調整。
最后，有利于豐富匯率監督理論的內涵。基金組織有關均衡匯率和匯率體制的探索和研究十分強調系統化的思維方式，分析視角并不僅僅局限于單個宏觀經濟部門，而是反映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內在聯系。特別地，這些方法一般采用多邊的視角來評價一國的匯率水平，并由發達國家逐步擴展到一些新興市場國家。此外，還試圖運用多種方式來綜合評價一國的匯率水平，強調用數據說話，并相信市場的力量，認為價格應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的作用。這些既是西方經濟的傳統理念，同時也大大豐富了匯率監督理論的現實內涵。
當前國際匯率監督面臨現實挑戰
首先是匯率監督問題是否被政治化？盡管基金組織的匯率監督十分強調研究等技術手段的重要性，但在具體問題的處理和政策建議中卻時常帶有較強的政治意圖，而且往往具有很強的隱蔽性。作為國際組織，基金組織應該更加公正客觀地看待和參與解決全球失衡以及匯率問題，而不能成為發達國家轉嫁責任的“工具”。
其次是匯率監督的重點是否存在錯位？長期以來，國際匯率監督的重點都放在了發展中國家，而忽視對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等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的監督。在這種治理結構下，確實很難保證該組織匯率監督的公正和公平。事實上，2008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再次證明了對主要國際貨幣發行國宏觀政策以及匯率進行監督的重要性。近期國際上甚至有人提出對美元匯率指數的波動設置數量參考性指南，以約束美聯儲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防止美元匯率的無序波動，這些都值得進一步研究和探討。
再次是匯率監督的范圍是否全面？此次次貸危機爆發的表面原因是由于美國房地產價格下跌波及到金融市場，但問題的背后是全球性經濟金融結構失衡，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制度性缺陷以及監管缺失。金融創新本身也許沒有錯，問題關鍵在于金融監管是否能同步跟上。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曾認為金融市場自我監管比政府監管更有效，但危機后在接受國會質詢時，他終于承認放任金融市場監管的做法存在部分錯誤（partially wrong）。因此，基金組織應考慮發達國家金融衍生品市場等作為可能引起外部不穩定的因素，并逐步納入到監督的考量范圍。
最后是匯率監督的技術工具是否科學？目前基金組織的匯率監督運用大量的模型工具來進行經濟分析，但各國復雜的現實情況可能難以完全用簡單模型來描繪。例如，基金組織試圖將CGER的定量方法逐步擴展到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第四條款的磋商中，但事實上，該方法理論基礎仍很薄弱且在完善之中，直接運用似乎有些草率。隨著全球分工和各國經濟結構不斷變化，許多國家都經歷著較大的制度變遷，這些也都沒有反映在CGER模型中。此外，經濟中許多問題的解決都必須考慮政策組合的作用，注重結構問題，基金組織過于強調通過匯率來調整外部失衡的思路在現實中面臨著重大挑戰。
中國要積極應對國際匯率監督的新趨勢
首先，強化技術分析，全面掌握匯率監督理論的細節。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許多經濟政策建議和評價的背后不可避免地帶有利益偏向和價值取向，甚至可能隱藏著十分復雜的政治意圖。國際金融舞臺是“沒有硝煙的戰場”，基金組織有關匯率監督的理論和模型也被用于許多政治性很強的經濟論戰之中。這對于那些并不熟悉這些西方經濟理論和模型等技術性細節的人而言，容易吃“啞巴虧”。
其次，與時俱進，高度警惕國際匯率監督的隱蔽化和變相化趨勢。2010年，美國曾提出到2015年G20各國將本國經常項目差額占GDP的比重控制在±4%之內的量化指標，并希望在G20公報中有所反映。經常賬戶失衡的量化指標及其潛在影響本質上與匯率問題是高度相關的，應高度警惕國際匯率監督的隱蔽化和變相化趨勢并制定相應對策。
最后，加快結構性改革，努力解除對外失衡的國內根源。我們應繼續推進國內經濟的結構性改革與調整，致力于解決高儲蓄問題以及由此引發對外失衡問題。完善社保、衛生、住房、教育體系，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進一步增強內需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并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升級。同時，通過建立多層次、多元化的金融市場，引導儲蓄的合理流向和有效運用。逐步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總之，隨著經濟金融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各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溢出效應愈加明顯。李波等主編的該書有利于我們熟悉國際匯率監督體系的各種規則，積極參與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只有努力增強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匯率監督和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方面的重要作用，才能確保實現國際金融經濟規則的公平與公正，從而為我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本文發表于2012年8月6日《21世紀經濟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