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特邀研究員
歷史驚人的相似
1997年發生了什么？國人最難忘的，當然首推香港回歸。對于長期跟蹤分析宏觀經濟的人，有兩件事應該依然歷歷在目，其一是國際上爆發了東南亞金融危機，泰國、印尼、馬來西亞、韓國等國家貨幣貶值，財富縮水；其二是國內開始了通貨緊縮，并由此進入長達5年的經濟低迷，直到2002年。
站在2012年，很容易讓人想起1997。國際上，歐洲發達國家接連爆發主權債務危機，沒有實質進展，看來還有的折騰。主要發展中經濟體，包括印度、巴西等，經濟增長速度也迅速下行。全球經濟二次探底，甚至進入蕭條的擔憂，再次浮出水面。國內，2010年開始的本輪經濟下行，已經持續兩年多，經濟增速從超過10%一路下行破8，二季度跌落到7.6%的低位。通貨膨脹率從2011年6月6.5%的高位下滑到現在的2.2%。更嚴重的是，經濟已經出現了自主收縮跡象。
歷史驚人的相似，不僅表現在目前的局勢上，甚至還表現在發生的軌跡上。1997年的通貨緊縮，可以回溯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刺激開始的經濟擴張，其后的大規模投資和高通脹，接下來的宏觀緊縮，緊縮過度收手不及時，終于在1997開始發生通貨緊縮。通縮一旦開始，就會自我加強，因此耗時5年才走出來。
同樣，本輪的經濟收縮，也可以回溯到2008年底的大規模財政刺激開始的經濟擴張，其后的大規模投資和通脹壓力，同樣導致了2010年開始的宏觀調控。現在，調控效果的“充分顯現”，不僅表現在通脹壓力的下行，經濟增速的顯著下滑，更重要的還表現在經濟已經開始有“自主收縮”的跡象，一些企業已經不愿意貸款了。
向1997年汲取經驗
突破目前的困境，也要從歷史經驗中尋找線索。走出1997年開始的通貨緊縮，仰仗于三件事情。一是住房制度改革，挖掘出一塊巨大的市場需求。二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打開了巨大的國際市場。三是實施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對抗經濟下行，逐步改善企業的資產負債表，逐步解決大規模壞賬、銀行惜貸等問題。
在這些效果直接看得見的措施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大規模的國有企業改制。這是一個基礎性的改革，影響不可估量。一方面，國企改制大幅改善了全社會的企業微觀運行機制，為未來的更加競爭的局面打開了一扇門。另一方面，國企改制釋放了大量的國企職工，這些富有工業經驗的勞動力，在進入市場以后，貢獻出了更大的生產力。不破不立，國企改制的作用，雖然未必直接看得見，但是其深遠影響可能大大超過了看得見的、作用更直接的住房制度改革和加入WTO。
然而，2012與1997已經大不相同，1997年的辦法，似乎難以再用。
首先看住房。住房改革已經十多年了，現在的問題，不是開啟住房需求，而是過剩的投資需求已經造成了嚴重的房地產泡沫，內需不能再靠房地產了。筆者不贊成用限購的辦法抑制房價，限購抑制房價的實際效果也還有待商榷，但是高房價副作用大，需要采取措施是沒有問題的。關于高房價的副作用，筆者在這里沒有空間展開詳述，只想指出兩點，一是全社會的如此之多的資源進入房地產進行投機，已經是明顯資源錯配和浪費，對增長潛力的傷害是不容忽視的；二是高房價提高了城市的生活和生產成本，阻礙城市化進程。
其次看外需。2001年底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因而13億基礎教育良好、勤勞肯干、渴望致富的勞動力大軍一下子與全世界發育良好的大市場融合，徹底改變了這個星球的經濟版圖。借用周其仁的形象比喻，這是落差巨大的兩個海平面的對接，結果就是世界對中國制造的巨大需求，強大的外需成為走出1997年的通貨緊縮的另一個強大的推力。目前的國際形勢是，歐洲陷入主權債務危機，美國經濟二次探底，歐美經濟甚至可能陷入長期低迷，印度、巴西等主要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增長速度迅速下行。看來，外需能夠維持就不錯，大幅增長是很難的了。
最后看財政、貨幣政策。在通脹壓力依然顯著的情況下，積極的政策缺乏空間，但是隨著通脹壓力逐漸消退，財政、貨幣政策已經開始轉向。具體表現是，一些大項目已經獲批，一些減稅措施已經在醞釀或實施，央行已經兩次降息，并開始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宏觀政策的時機，政策組合的細節，是永遠值得鉆研和商榷的問題，但是政策轉向的確已經實實在在地開始了。
然而，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是對抗經濟下行的一般對策，可以改善企業的經營環境，緩解經濟下行壓力。此外，還需要一些重要的突破口，與之呼應。在1997-2002年的通貨緊縮中，倘若沒有住房改革和加入WTO這兩大推力，僅僅靠財政、貨幣政策中國經濟是很難走出來的，至少要經歷更長的時間。這兩大改革帶來的強大需求，不僅把中國經濟帶出了通貨緊縮，還帶來了其后近十年的高速增長，幫助消化解決了諸如銀行壞賬等諸多問題。在增長中消化、解決問題，是中國經濟改革的基本經驗之一。
尋找2012年的突破口
那么，2012年的突破口在哪里？
外需大幅增長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只能靠內需。內需中消費是一個比較平穩的部分，短期內不會有大的變化，一般也不作為宏觀調控的直接對象，剩下的就是投資。對于政府而言，產業性投資一般并不是政府的職責范圍，剩下的就是基礎設施投資了。通過國際比較分析我們發現，雖然近年來我國的基礎設施已有一定改善，但是總體上依然十分落后。不論是大中城市，還是全國范圍內，我國的公路、鐵路、地鐵密度，都遠低于主要發達經濟體，以及主要發展中經濟體，還有好幾倍的提升空間。全國各大城市，甚至縣級城市，普遍存在的擁堵病，是城市基礎設施落后的最生動的說明。剛剛發生的北京“7·21暴雨災害”，以及各大城市此起彼伏的內澇，清晰地告訴我們，城市的“內功”欠缺太多。這些看得見的需求引導的投資，應該不會太錯，既方便了生產生活，還能降低各種交易成本，促進長期經濟增長。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巴西等國先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與基礎設施落后有很大關系。
增加基礎設施投資之外，還需深化改革，為長期的經濟發展積蓄制度能量。已經發生的匯率機制改革，剛剛開始的利率市場化改革，爭論、試點已久的土地、戶籍制度改革，雖然都不盡如人意，但是畢竟已經開始。國企改革這個老大難問題，也該擇機再出發了吧？
——本文發表于2012年7月30日《21世紀經濟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