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新金融研究院顧問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助理
當前，國際國內經濟金融形勢十分復雜，既有歐美國家實體經濟低迷、金融行業效益下滑，也有國內經濟兼具周期性和結構性矛盾。必須全面認識、深刻剖析，采取更加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
一、認識新情況
從實體經濟運行看，世界經濟復蘇依然非常緩慢。雖然在國際組織、歐盟及歐央行強力救助下，歐元區崩潰風險已大大降低，但在重債與緊縮雙重壓力作用下，歐元區仍將不可避免發生衰退，給全球經濟帶來揮之不去的陰影。美國在企業與居民部門完成去杠桿化并溫和復蘇的同時，將從今年四季度開始面臨“財政懸崖”挑戰，隨著一系列財政寬松政策的到期，國會將再度在短期經濟沖擊與觸及債務上限之間進行艱難抉擇。與此同時，隨著對外貿易依存度的不斷提升（2011年為48.7%），我國與世界經濟日益成為休戚與共的整體，歐美經濟不景氣，勢必影響我國實體經濟和銀行業績效。
從金融運行來看，國際銀行業競爭力明顯下降。在歐洲，經濟活力匱乏正嚴重侵蝕著銀行業的經營與發展，也損害了央行的獨立性。據英國《銀行家》最新估算，2011年歐元區銀行業資產占全球銀行業資產的45%，利潤卻僅占全球利潤的6%，而5年之前這一比例曾高達46%。在美國，從華爾街各大銀行一季報看，國際資本市場低迷導致其投行業務普遍表現較差，加之因違規遭遇罰單，勢必影響銀行最終獲利。在經營業績差強人意之時，最近又爆出英國巴克萊銀行操縱同業拆借利率丑聞，董事長、首席執行官、首席運營官3名高管先后引咎辭職，不僅凸顯出該行內部管理存在明顯缺陷，也給國際銀行業帶來嚴重信譽危機。與此同時，我國銀行業“引進來”、“走出去”步伐已全面加快，截至2011年末，累計對外投資機構121家，投資入股或撥付資本金和營運資金514億美元，總資產7784億美元。顯而易見，歐美銀行業出現任何大的問題，都會從其國內分支機構及中資銀行海外分支機構波及傳染我們，如何構筑防火墻并真正做到獨善其身，這是當前中資銀行必須認真思考的課題。
二、關注新趨勢
今年以來，國內投資增幅顯著回落，消費者信心波動，外貿增長嚴重受挫，盡管6月份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站在經濟榮枯分界點以上（50.2），卻是7個月以來的最低點，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相當長一段時期來看，我國經濟金融運行將會呈現三個特征：
一是單純依靠國家投資增長助推經濟不可持續，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部分壟斷行業。從長期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求改變單純依靠投資拉動經濟的傳統模式。改革開放以來，為了連年追求經濟高速增長，地方政府持續加大投資，重點放在工業和化工業項目，居民消費受到嚴重擠壓，環境壓力與日俱增。同時，由于財政支出更多用于基礎設施建設，支持欠發達地區和增加低收入群體的財力就相對不足，社會公共事業發展滯后，加之民間投資跟進乏力，地方政府投資“單打獨斗”，投資效率低下，經濟失衡已嚴重到非改不可的境地。為此，今年上半年中央部委接連出臺“新36條”實施細則，鼓勵民間投資進入鐵路、市政、金融、能源、電信、教育、醫療等領域。從短期看，我國正處于房地產宏觀調控關鍵時期。隨著房價向合理均衡水平調整，房地產投資沖動勢必歸于理性。而從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結構看，其中房地產開發投資舉足輕重，近年來大約占投資總量的五分之一。一旦房地產投資比例出現結構性下調，勢必使整個投資增速放緩。
二是單純依靠信貸增長助推經濟不可持續，鼓勵直接融資方式支持經濟增長。商業銀行在風險、資本與效益多重約束下，信貸總量不可能無限制增長。從金融深化指標看，我國銀行信貸始終在超GDP增速增長。特別是2008年以后，銀行貸款每年都以近8萬億元甚至更大規模的速度遞增，信貸/GDP比例不斷攀升，截至2011年末，已經高達123.4%，不僅轉型國家絕無僅有，即使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也望塵莫及。經濟增長壓倒優勢依賴銀行信貸而不是資本市場，只會導致金融風險日益向銀行體系積聚，嚴重違背了“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的一般性常識。尤其令人擔憂的是，當前我國部分信貸領域不良貸款存在反彈壓力，特別是受經濟放緩影響，小微企業經營壓力增大，潛在風險上升；融資平臺貸款進入集中還款高峰期，部分地區融資平臺資金鏈緊張；產能過剩及出口敏感型行業經營困難，虧損面擴大；房地產開發企業資金鏈趨緊，銷售回款緩慢等。由于信貸基數過高，一旦不良率反彈，就會對金融穩定造成影響。從銀行經營模式看，銀監會已于近期發布《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資本約束機制全面強化，即使信貸以近年較低的12%增速為測算，目前58.2萬億元的銀行信貸也將在10年后超過180萬億元，資本補充的壓力難以想象，商業銀行將不得不尋找信貸擴張之外的發展道路；同時，隨著利率市場化進程加快，由于改革初期利差明顯收窄，商業銀行也會逐步摒棄以存貸款利差為主的傳統盈利模式。
三是單純依靠釋放流動性助推經濟不可持續，鼓勵銀行探索創新融資方式。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各國政府紛紛采取擴張性宏觀政策，拯救危機中的經濟，但釋放流動性也是一柄“雙刃劍”。首先，增加流動性無助于結構性矛盾的解決。當前，國內銀行雖愿向國企或大中型企業提供貸款，但這些企業卻因對經濟信心不足而不敢借或不愿借；而小微企業雖有強烈貸款需求，銀行出于控制風險的考慮，卻又不愿或不敢貸款給這些企業，導致在銀行體系流動性已經相當寬松的同時，仍然出現民間借貸利率高企現象。而且，流動性的過度注入還會影響宏觀金融穩定。從歷史來看，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及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流動性均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現實來看，近年國際金融市場上過多的流動性四處出擊，在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大進大出、投機牟利，造成房地產市場非理性“繁榮”和金融資產價格大起大落。實際上，我國M2/GDP已經高達180.6%，遠遠超過美國60%左右的水平，也明顯高于歐盟100%的水平。種種跡象表明，通過釋放流動性的方式助推經濟增長的空間已經十分有限。
三、探索新舉措
當前，中央要求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位置，加大政策預調微調力度。由此，政府各個部門出臺政策的頻率和數量都較以往顯著增加，越是這種情況就越需要加強部門溝通，確保政策協調，防止政策疊加或沖抵，造成調控過度或不足。特別是隨著我國有效信貸需求的下降，寬松信貸的政策效應正在邊際遞減，迫切需要財政政策以及其他相關政策跟進。
一是進一步發揮財稅政策作用。一方面，我國積極財政政策仍有操作空間。最近幾年，我國財政收入快速增長，2011年財政收入已突破10萬億元大關，同比增長24.8%。今年以來，財政收入增幅雖有放緩，一旦經濟企穩回升，仍有望恢復去年增長態勢。就顯性債務而言，2011年中央財政赤字6500億元，國債余額72044億元，分別僅占當年GDP的1.4%和15.3%，遠遠低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3%和60%）。就隱性債務而言，按照國務院的統一部署和“政策不變、深化整改、審慎退出、重在增信”的指導思想，三年以來，銀行業金融機構在推動政府融資平臺貸款清理工作中取得階段性成效。此外，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也形成了不少優良資產，將逐步產生現金流。另一方面，當前諸多領域迫切需要加大財稅投入力度。建議加快落實結構性減稅政策，減輕稅收負擔，激發企業發展活力，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進一步提高微型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稅收起征點，對小微企業社保繳款由企業負擔的部分，鼓勵地方財政給予適當補助；加快擴大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范圍，減少重復征稅；加快出口退稅申請審核進度，緩解企業資金周轉壓力。
二是不斷豐富和完善宏觀調控方式。一方面，宏觀調控歷來是“一盤棋”。國際國內經驗早已表明，宏觀調控除要用好財政和貨幣政策外，還必須同時用好監管、產業、土地、環保等各類政策，舍此，不僅不能提高調控效率，甚至還會產生負面效應。例如，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宏觀審慎監管在國際社會日益得到重視和加強，逐漸成為傳統微觀監管的有效補充，在支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中起到良好作用。同時一個反例是，作為產業監管部門，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在堅持推進核工業發展的同時，忽略了安全角度的審慎管理，以致釀成福島核事故，給日本經濟造成沉重打擊。另一方面，當前“穩增長”而非“保增長”的特定要求更需多種政策互為補充。與以往經濟下行的原因不同，本輪經濟增速放緩不僅受周期性調整和短期需求收縮影響，而且還隱含著潛在增長率下滑的因素（如人口紅利消退、產業結構失衡、環保標準提高等），因此需要制度改革和政策組合解決體制性問題和結構性矛盾。
三是充分關注經濟發展質量。發展不僅是經濟規模和總量擴大的過程，也是經濟結構調整和升級的過程。只顧眼前、忽視長遠，唯GDP增長馬首是瞻，最終將難以為繼。當前，我國經濟運行正面臨需求緊縮、經濟下滑的考驗，這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必須抓緊用好這一經濟結構調整的有利時機，進一步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把穩增長和調結構、轉方式緊密結合起來，用結構效益和發展質量的提高來抵消增長放緩的負面效應，并為長期更高水平的發展創造有利條件。為積極配合做好這項工作，銀監會將督促銀行業金融機構嚴格落實國家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繼續支持保障性住房項目信貸資金需求；加大消費信貸投放力度，將節能產品推廣、汽車或家電以舊換新、寬帶中國建設、新能源產品消費領域作為信貸支持重點；努力提高出口金融服務水平，積極為擁有自主品牌、核心技術產品和穩定海外需求的出口企業提供全方位的出口融資；不斷改進小微企業金融服務，大力開展知識產權質押等信貸業務創新；全面加強“三農”金融服務能力建設，特別針對龍頭型、科技型、生態型等具有高附加值和帶動效應的農業產業化企業給予信貸傾斜；抓緊推進實施《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的實施意見》，支持有投資意愿的民間資本通過不同方式進入銀行業領域。
——本文發表于2012年7月17日《金融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