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研究員
歐債危機的根源與演化
對于歐債危機的根源及未來演化趨勢，中美專家從多個角度進行了分析，不同看法互相補充，分歧并不大。
歐債危機的一個根源是歐元區在設計上的制度缺陷：歐元區只是實現了貨幣一體化，但沒有實現經濟與財政一體化。時至今日，歐元區各個成員國在發展水平上仍然參差不齊，在通脹率方面有高有低，在增長率方面也表現迥異，距離最優貨幣區的要求仍然很遙遠。由于這些制度缺陷，各個成員國的競爭力出現了明顯的分化。希臘、愛爾蘭等國的員工薪酬相比德國大幅上升，薪酬漲幅超過生產率漲幅，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力下降，經常賬戶出現赤字，國際投資凈頭寸為負，淪為國際債務國，近一半政府債務由國外投資者持有。當國外投資者對本國政府失去信心時，國債收益率不斷攀升，加大了政府新增債務融資的利息負擔，造成危機的自我實現。各國國情的差異導致各國對于危機反應不一，難以就救援方案迅速達成一致意見。
近期歐債危機出現了一些轉機。比如希臘“私人部門參與計劃（PSI）”得到了順利實施，為第二批國際救援資金的撥付奠定了基礎，有助于希臘政府在短期內避免破產。比如歐洲央行進行了兩輪長期再融資操作（LTR0），為歐洲銀行系統提供了高達一萬億歐元的低息資金，滿足了其流動性需求，降低了系統風險。
還要看到，每當接近崩潰邊緣時，各國應對危機的意愿就會增強，原來不可能的一些行動就變得可能起來。實際上，歐洲央行并沒像美聯儲、英格蘭銀行那樣在危機出現時迅速采取行動，而是有意識地運用這一策略，以央行資金為誘餌，逼迫各國政府進行結構改革，推進財政一體化進程。比如在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沒執行歐洲央行開出的改革清單時，歐洲央行停止購買意大利國債，任由二級市場上的意大利國債收益率攀升，最終導致貝盧斯科尼辭職。
中美智庫交鋒：歐債危機與全球責任
在歐洲央行這一策略下，歐債危機成為歐洲近二三十年來最富成效的政治事件。如今歐洲金融穩定基金已經成立，歐盟委員會獲得了財政監督的權力，各國也達成了財政協定，讓渡了很多財政方面的主權。
盡管出現這些轉機，歐債危機的解決仍將是一個長期而困難的過程，歐洲經濟還難言樂觀。一方面，各國政府為了提高財政償付能力而實施財政緊縮計劃；另一方面，歐洲銀行持有的各國國債面臨大幅資產減記，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面臨嚴峻考驗，銀行需要減少貸款、處置資產。這兩方面因素都會拖累經濟。據估計，歐洲銀行需要處置的資產總量在0.5萬億歐元至3萬億歐元之間，規模十分龐大。
此外，正因為危機是改革的催化劑，為了在未來推進一系列重大改革，危機還需要持續存在。
全球經濟領導責任
美方專家指出，中美兩國近年來在履行全球經濟領導責任方面毀譽參半。在全球經濟衰退的2007-2009年間，中美兩國采取了有效的也是特別重要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刺激本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的復蘇。兩國都支持擴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借貸能力以及特別提款權的分配，以便幫助那些在危機中遭受重創的國家恢復經濟。
盡管還有少數的例外，兩國都在避免設置那些可能中斷國際貿易體系的新的重大障礙。美國的外部逆差與中國的外部順差都從前幾年的歷史高點大幅度回落，兩國都在使全球經濟恢復平衡方面取得了進展。
然而，美國還沒有認真對待其巨額財政赤字和債務積累問題，而且剛剛開始對其不完善的金融監管制度進行改革。如果美國不開始糾正其預算赤字，如果中國也不設法將其發展戰略轉向更多的依靠國內消費而不是出口，包括允許人民幣在未來進一步大幅升值，全球經濟再平衡勢頭有可能會倒退。
在幾個問題上，中國和美國、歐洲的合作看起來已經變差甚至走向了反面。十多年前中國非常熱情地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而近期多哈回合談判無功而返。中國繼續促進形式松散的亞洲區域內經濟合作，而美國正在積極地推動“高標準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TPP）。對于亞太地區新制度安排的這樣“兩條路”可能是中美之間矛盾的新源頭。
此外，在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峰會的預備階段中，中美兩國對于全球變暖的立場彼此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說是協調一致的，這在當時強化了歐洲國家的焦慮，他們擔心會在哥本哈根面對一個“兩國集團（G2）”，延誤有關遏制全球變暖的行動。
美方專家建議中國開始制定、交流并在國際上討論中國關于核心問題的看法，這些問題可能將在一段時間內主導國際經濟政策辯論。明確闡述并相應追求與這些問題有關的國家利益，這對中國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中國沒有明確地考慮這些問題，很難想象中國能有效地擔當全球經濟秩序的領導者角色。對于美國來說，則應堅持與中國合作，而不是遏制中國。
中方專家表示，中國還不是一個真正的超級大國。能成為全球領導者的國家必須具備較強的綜合實力，經濟只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綜合實力的評價需要引入全面的指標體系，這個體系的橫坐標包括：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和制度（軟實力）等主要領域，縱坐標包括：“大”（規模）、“強”（競爭力）和“富”（財富）三個主要指標。中國的實力主要表現為經濟規模的“大”。從技術創新、人力資本、產業結構、能源和資源利用等反映全要素生產率的指標看，中國距國際先進水平尚有很大差距；從人均GDP、家庭擁有資產、居民享有的醫療教育、社會保障和環境等反映國民財富和生活質量的指標看，差距就更大了。這表明中國雖已成為全球的經濟大國，但“不強”，更“不富”。從政治、軍事、制度和文化領域看，中國的“大”而“不強”表現得更為顯著。近幾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和發達經濟體的相對衰落使得中國被突然推上世界經濟領導者的位置，中國還來不及適應這種新角色并承擔好相應責任，中國需要時間來進行經濟上、制度上和外交上的準備。
還有中方專家建議，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歷程也是融入國際規則和秩序的歷程，中國是這個規則和秩序的參與者、受益者和推動改革的力量。今后，隨著中國變得更加強大，更具國際影響力，也不應挑戰這個規則和秩序或“另起爐灶”，而應在這個框架中加深參與和合作，承擔維護、治理和改革的責任。全球大國，特別是中、美兩國在全球經濟總量中占有較大比例，在政治、軍事、文化上有較大影響力，提供全球公共產品不僅是應盡的責任，也符合自身的最大利益。為此，美國應因勢利導，轉換角色，從獨霸、單邊轉向主導、合作；中國應努力實現經濟、社會轉型，隨著自身實力的加強，在國際事務中以“韜光養晦”（應理解為謙虛、友善）的心態行“有所作為”之力。
盡管在具體問題上看法不同，但中美雙方專家都認為有必要加強關于全球經濟領導責任方面的研究，中美之間需要更多合作，以便為維護本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的發展做出更大貢獻。
——文章發表于2012年5月21日《21世紀經濟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