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特邀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
自從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中國與世界各國貿易往來日益頻繁，以進出口總額占國民經濟總產出（GDP）的比重衡量的貿易開放度越來越高。圖表描繪了1995年至2010年我國貿易開放度的變化情況。從中可以看到，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前，中國的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不到40%，但自2001年開始，我國進出口總額對GDP的占比不斷上升，在2007年達到65%以上。2007年以后，由于眾所周知的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并對世界經濟帶來極大的負面沖擊，因此嚴重影響了世界范圍內的貿易往來情況。受此影響，2008-2009年我國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出現短暫下滑，但2009年以后貿易開放度開始明顯回升。
在我國貿易開放度日益提升的進程中，我們與世界各國的貿易往來也日益多元化。以中國最主要的17個貿易伙伴國及地區（香港、印度尼西亞、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泰國、臺灣、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荷蘭、俄羅斯、加拿大、美國和澳大利亞）的真實GDP缺口（基于HP濾波）為例，主要貿易伙伴對中國的貿易占比（即各國對中國的出口額與中國與17國總進出口額）情況，在中國加入世貿前后具有明顯變化。
雖然從1995至2010年期間的平均情況來看，日本、美國、中國香港、韓國、臺灣、德國、新加坡、俄羅斯、澳大利亞和英國分列中國前十大貿易伙伴，但是從各年具體數據來看，各貿易伙伴的貿易占比逐年變化，2004年以后美國取代日本成為中國最大貿易伙伴國。
入世以來的貿易開放度提升和貿易往來多元化對中國經濟平穩發展起到了不可忽視的重要推動作用。國際市場的供給與需求會通過各種渠道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國內經濟發展走勢，同時極大地推動了國內經濟與金融改革。入世以來，中國更加強調經濟體制改革與創新，強調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開放和全面轉軌，促進國內經濟與世界經濟接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也是國內金融體制改革的重要推動力。入世以后，國有商業銀行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無論城市還是農村金融改革都出現了實質性的進展。
從入世以來的十年間國內經濟發展情況來看，我國經濟周期波動性特征出現可喜的變化，從以往的大起大落發展到近年來的“高位-平緩”的新軌跡。與此前相比，國內經濟增長率的波動幅度明顯趨緩。在進入新世紀之后，經濟周期基本沒有出現大幅波動的情況，雖然在2008年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機沖擊經濟增長出現短暫下滑，但整體來看波動幅度仍然比較溫和。與此同時，中國的通貨膨脹總體上呈現出低位平穩運行的趨勢。從歷史數據來看，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國CPI通脹率波峰值達到20%以上，但此后通脹率水平逐漸回落。在進入新世紀之后，雖然在2004年、2007年和2010年出現較明顯的上升，但最高值都沒有超過10%，仍然處于相對溫和的水平。
中國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的平穩運行暗示出，在日益開放的經濟條件下，貿易開放會通過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等影響國內經濟發展以及價格形成機制。在產品市場上，貿易往來可以通過進口價格對國內物價產生影響，進而也影響國內經濟增長走勢。在要素市場上，貿易往來還可以通過國際市場增加勞動力及資本的流動，繼而影響國內宏觀經濟走勢。這樣，國內的需求不足（或供給不足）可以被國外的需求旺盛（或供大于求）而抵消。因此，貿易開放可以通過外部商品市場或要素市場的需求或供給，平抑國內的供需失衡，穩定國內經濟增長與物價水平。
從發展的角度看，世界經濟由于科學技術的進步（包括通信和交通等方面）、貿易合作的頻繁以及國際市場的開放，將會更加緊密的聯系在一起。因此，影響國內宏觀經濟指標的各種國際化因素會隨著這種趨勢的不斷深入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對于宏觀政策的制定而言，可能不僅要關注國內經濟運行狀況，更要將國外經濟運行情況納入宏觀經濟管理的決策信息集中。當然，由于國內貨幣當局對國際市場要素并不具有主動掌握權或者直接調控能力，因此決策層在貿易開放的背景下調控國內經濟走勢的工作會變得更加復雜，而且更具挑戰性。只有時刻關注世界市場的變化，不斷完善金融體系、貨幣制度和經濟結構，才有可能不斷加強我國對外部沖擊的抵抗力。
——文章發表于2011年11月14日《21世紀經濟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