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當前中國銀行業監管面臨的挑戰，主要來自于以下七個方面：一是多種風險因素的疊加，包括：國際形勢不確定性增加，國內經濟下行過程中地方融資平臺、房地產、影子銀行、民間借貸、金融傳銷、非法集資風險增加，匯率問題將被持續關注等等。二是資本監管，加強資本監管已成國際共識，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對資本數量和質量提出更高要求。三是大而不能倒，而且大而不好管，同時小銀行也不能倒，最大問題在于中國的政治周期和經濟周期交織難以培養真正的銀行家。四是監管工具和監管人才的缺乏，使得監管者與被監管者形成巨大的失衡，監管者難以對被監管者施加有效影響。五是金融異化，現代金融體系遠遠超越實體經濟，如何平衡依法監管與政治考量成為監管工作的巨大挑戰。六是多元化服務，在我國居民高端財富管理需求下，理財產品急增，變相高息攬存，產生銀信合作與影子銀行等新金融業態，銀行、證券、保險交叉持股，與之相隨的風險需要加以關注。七是信息科技的監管，主要針對零售銀行的發展。
當前中國銀行業監管面臨的挑戰，主要來自于以下七個方面：
挑戰之一：風險疊加
第一個挑戰是多種風險因素的疊加，包括：國際形勢不確定性增加，國內經濟下行過程中，平臺、房地產、影子銀行、民間借貸、金融傳銷、非法集資風險增加，匯率問題將被持續關注等等。
2012年中國經濟發展的基調是穩中求進，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根據政府工作報告，2011年的財政赤字不增反減，從原來的10500億減到9000億，而2011年的財政收入則非常好，增幅高達26%-27%。這些數據表明，積極的財政政策空間還很大，最主要的就是結構性減稅。中國經濟未來要想穩中求進，應進行結構調整、轉變發展方式，如果仍舊過度依賴貨幣政策或者信貸政策，會非常困難。比如2011年前十月，央行存款準備金率不斷上調，使得資本充足的要求不斷增加，也使得經濟運行中的風險不斷加大，在這個意義上就可能使得風險疊加，引發大幅度的共振。從政策層面看，貨幣政策承受的壓力過大，比如未來央行存款準備金率下調，不論何時下調、下調多少，都可能會受到指責。未來應該更多啟用財政政策，并與貨幣政策相協調。
挑戰之二：資本監管
第二個挑戰是資本監管。從首爾峰會到戛納峰會,加強資本監管已成國際共識。首爾峰會提出，各國從2013年1月1號開始實施新的巴塞爾協議III，并在2019年1月1日前達標；在戛納峰會上再次呼吁所有國家都要履行承諾。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對資本數量和質量提出更高要求，比如增加資本補充渠道，包括降低股東分紅比例、普通股增發、債務資本工具，限制風險加權資產，包括資產證券化、信貸資產轉讓。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金融機構面臨強烈的資產證券化需求。2011年全年新增信貸目標7.5萬億，大銀行有非常強烈的意愿出售這些貸款，把銀行的風險加權資產由表內提到表外，減輕資本補充的壓力。因為信貸對資本的占用比較高，按照新巴塞爾協議Ⅲ的要求，都要做相應的扣除。從2005年12月到2008年12月的整整四年間，九家銀行、兩家資產管理公司、一家技術型公司的資產證券化規模總計668億。鑒于日本上世紀80年代超貸造成經濟危機和經濟復蘇乏力的教訓，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我國暫停了資產證券化的腳步。如果未來全球經濟增速放緩，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我們確實需要認真研究資產證券化的實現方式，是上海模式還是深圳模式，是在銀行間市場，還是面向社會公眾。
現在，全球都在修復資產負債表，在資產證券化這個問題上都非常審慎。因為資產證券化現在都還在銀行間市場中銷售，并沒有真正地在銀行外銷售，等于風險還是集中在銀行系統內部。
挑戰之三：大而不能倒
第三個挑戰是大而不能倒。在國際上，金融機構大而不能倒；在國內，不僅是大而不能倒，而且大而不好管，同時，小銀行也不能倒（小而不能倒）。
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除了這類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在全球的活躍程度、規模、關聯度、復雜性及可替代性，最大的問題是，在中國，政治周期和經濟周期的交織難以培養真正意義上的銀行家。中國五大銀行的資產規模高達110萬億，占據了中國銀行業的半壁江山，因此具有很強的游說能力，大銀行的政治光環也使得監管者難以找到有效的監管工具來進行有效監管。而且中國銀行有一種“規模情結”，如大銀行跨境、股份制走向全國、城商行跨區域，這也使得銀行的監管工作更難以進行。
挑戰之四：監管資源
第四個挑戰是監管資源，即監管工具和監管人才的缺乏，使得監管者與被監管者形成巨大的失衡，監管者難以對被監管者施加有效的影響。
首先，傳統監管工具已無法滿足金融創新要求，許多新避險工具和監管手段失效；其次，商業銀行改革之后，理念、管理、技能、業務均發生顯著變化，監管跟不上發展；第三，監管者面臨財務與人才資源約束，優秀人才引不來、留不住，監管者與被監管者存在巨大收入反差，受薪酬和職業生涯限制，雙向流動機制缺乏。這方面我們可以借鑒美國和歐洲的合同契約模式，即薪酬的激勵周期，從而形成監管單位和被監管單位間的人才雙向流動機制。
挑戰之五：金融異化
第五個挑戰是金融異化。現在，金融業的發展已遠遠超越實體經濟，并沒有有效服務于實體經濟。銀行利潤高達30%-40%，全年的信貸規模在14%左右，而工業增加值不到10%，GDP增長僅9%左右。金融業與實體經濟的異化，使得銀行業監管受到媒體、社會公眾的質疑和批評。事實上，銀行業監管以風險監管為本，而非以效益為本，出資者才是利益分配的監管者。但金融體系的使命是服務實體經濟，現代金融體系已遠遠超越實體經濟，這種情況的出現使得監管陷入兩難，如何平衡依法監管與政治考量，成為監管工作的巨大挑戰。
挑戰之六：多元化服務
第六個挑戰是多元化服務。需求方面，我國居民財富的急劇增加，產生高端財富管理需求。據調查，2011年9月末，我國個人存款34.7萬億元，占各項存款的43%；供給方面，理財產品急增，變相高息攬存，產生銀信合作與影子銀行等新金融業態，銀行、證券、保險交叉持股。
與之相隨的風險我們需要加以關注。自從2010年7月美國通過金融監管法案后，我國引進了多元化服務戰略，非銀行金融機構資產余額八萬多億，占總資產110萬億的10%。在非銀行金融機構資產中，信托占到50%，而這其中有90%是房地產信托。教育信托、醫療信托及其他公益類信托等，在五年前還占有較少份額，到如今幾乎已經沒有了。信托計劃本身兌付的安全性我們絕對不能掉以輕心，尤其需要高度關注的是，90%的信托產業都是房地產信托。
挑戰之七：信息科技監管
最后一個挑戰是信息科技的監管。這個主要針對零售銀行的發展。從2003年開始到2010年，中國大型銀行股改結束，中國零售銀行業的金融活動呈現電子化趨勢，交易形式日益多元化。除銀行卡之外，第三方支付、電子貨幣以及電子交易等發展迅速。信息科技的快速發展使金融監管面臨挑戰。監管人員不僅需要懂報表，而且需要懂計算機程序。銀行知識經濟的更新速度對監管人員來說是很大的考驗。金融信息安全凸顯也是信息科技監管的難點。
香港監管局在信息科技監管方面，為我們做了有益的傳導，樹立了標桿，但香港與內地計算銀行風險指標的口徑不太一樣，這反映出銀行業風險的嚴峻性、監管的艱巨性，甚至上升到宏觀調控的長期性，還需要我們進行更深入的冷靜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