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對當前全球經濟增長表示憂慮，預期2011及2012年全球經濟增長僅為4％，其中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則從1.9進一步放緩至1.6%，歐債危機的前途未卜。和次貸危機爆發前夕相比，當下全球經濟風險有何不同？
一是歐債危機涉及的問題資產更龐大。2009年4月，次貸危機最嚴峻時所涉及的有毒資產大約是1.5萬億美元。目前“歐豬五國”所涉及的主權債務余額約為2.47萬億歐元，盡管歐債所涉及的交易對手方不像次貸那樣錯綜復雜，但畢竟規模上比次貸大兩倍有余，并且惡化趨勢和違約風險積累得更快。
二是歐元區解決問題的政治意愿和行動更淡薄。目前“歐豬五國”的歐債，超過2萬億歐元是歐洲銀行體系持有的，其中僅德法持有就超過萬億歐元，美國僅持有約1600億歐元。因此歐元區以外的經濟體主要扮演敦促歐元區采取果斷行動的作用。德法等即便奇跡般地達成救助方案，該方案也需要成員國國會一一討論通過，冗長周折。
三是全球救助歐元區的財政能力衰減。次貸危機至今，全球主要國家能采取的經濟刺激方案大體都采取了，這導致全球經濟體財政赤字占全球產出的比重上升了約15個百分點，2008年至今，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的年度財政赤字雖然分別從9％和5％溫和下降到6％和3％，但赤字余額對GDP的占比大大上升。連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要再采用大力度的財政政策，都已很不現實。
四是全球通脹壓力也限制了貨幣政策的余地。次貸危機時，全球并無通脹威脅，甚至有通貨緊縮的陰影，因此低利率與軟匯率政策大行其道。近3年來，全球通脹在這樣的廉價貨幣政策下，已逐漸收獲了通脹的惡果。各國中央銀行刺激政策的能力，其羸弱的金融機構信用擴張的能力均弱化，同時面對通脹也有更多忌憚。尤其是新興經濟體深受通脹之苦，在財稅政策上會更謹慎。
五是新興國家對全球經濟的承托能力不足。進入21世紀以來，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經濟增長強勁，估計再有3-5年，以購買力平價計算，新興經濟體占全球產出可能超過50％。這令人憂喜參半。在一片贊譽和期待中，應該注意到金磚國家的經濟增長質量、人口數量和政府治理，處于全面的下風。很難想象人口達25億、經濟總量不過8萬億的中國和印度，會存在同時成為發達國家的絲毫可能性。西方在緩緩衰落，但這不意味著在歐債等危機的沖擊下，新興國家就能發揮對危機更有韌性的承托力。
六是歐元區很可能在錯誤的方向中迷失。次貸危機中，美國政府迅速采取了財政和貨幣雙刺激的救市措施，盡管對美國大規模舉債和持續量化寬松爭議如潮，但沒有人會懷疑寬松的取向是否正確。歐元則不然，它必須在削減財政赤字和容忍失業率上升甚至社會動蕩之間；必須在加息防通脹和減息保增長之間做出艱難權衡。歐元區最終選擇了削減財政赤字和維持利率不變的政策組合。在衰退的邊緣這樣調整，恰恰加速和加深了衰退。
七是全球的袖手旁觀而非積極救市。在影響全球治理結構和各國協同行為方面，歐洲弱于美國。全球主要國家不太可能像次貸危機中那樣，在美國的呼吁和壓力下救市，類似WTO那樣的國際機構，也很難出臺類似次貸危機那樣的持續跟蹤和防范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歐洲能影響的恐怕只有IMF，但IMF資源有限。連德國、英國都試圖置身事外，全球合力又怎能浮現？
八是中國結構調整的政策外溢被嚴重低估。不僅外部世界，很可能中國政府自身都低估了中國轉型對全球的沖擊。中央和地方財政收入的增速將明顯放緩一半，缺乏產業競爭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的企業將急劇萎縮并退出市場，大量技能不足但薪酬期望過高的失業者和熟練技能崗位閑置并存。外資外貿增速大幅滑坡至個位數增長。中國的政府、企業和民眾對此做好準備了嗎？中國將發現，原來各項高速增長的經濟數據的明顯放緩，帶來的并不是他們想象中的數字游戲，而是切實痛苦。外部世界更是如此，他們似乎完全忽視了來自中國的需求縮減，以及同樣來自中國的廉價供給的縮減。
當下全球經濟的風險狀況，和2008年相比究竟有何不同？簡略的結論是：歐債危機不是一代人就能解決的問題，預計未來危機會更大更持久。應對危機的政策和資源儲備更匱乏，但人們對危機會更漠然和無所作為，祈望這種危機在眼前時的忽視是善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