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60年中國經濟最反常理的時期應該算是1958年的大躍進，“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在中國經濟前30年中，中國確實也創造了不少奇跡，如原子彈、氫彈爆炸成功，衛星上天等，但代價也是慘重的，即長期的貧困。而在中國經濟后30年中，GDP年均增長率接近10%，這樣一個泱泱大國的經濟增速如此之快，也可謂是奇跡。但奇跡之后是否將出現危機，現在還難下定論，不過，創造奇跡邏輯是什么，還將怎樣演繹下去，應該要反思了。
路的奇跡與修路的邏輯缺失
中國高速公路和高鐵的增長速度堪稱全球第一。到2010年年末，高速公路總里程已達7.4萬公里，明后年總里程將超過美國（9萬公里），成為世界第一；到2020年估計將達到16萬公里，誰都望塵莫及。而高鐵建設規劃原本是到2020年達到1.6萬公里，結果變成十二五期間就要達到1.6萬公里，這個總里程要超過所有發達國家的高鐵總里程之和，而世界最發達的國家美國居然還沒有高鐵。
中國在修路筑橋方面所創造的奇跡確實舉世矚目，也正是因為中國基礎設施的較為完善，使得中國經濟增長遠超另一個大國印度。但問題在于我國在基礎設施建設的過多過早的巨額投入是否必要或值得？有言道：想要富先修路。交通道路所帶來的極大便利，確實也給貧困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注入了活力。但高速公里總體過剩的現象卻早已發生，有資料顯示，1997年日本每公里高速公路對應的汽車保有量達到12623輛，韓國也有8414輛，美國為2257輛，中國只有609輛。雖然到了2010年，我國乘用車的保有量大幅上升，每公里高速公路對應的汽車數量也達到了1149輛，但還是倒數第一。盡管我國今后汽車的保有量還會較快增長，但高速公路總里程的增幅會更快。
再看一下高鐵，這屬于交通工具中的奢侈品，投資回收期很長，且長期虧損的可能性也很大。目前鐵道部的負債總規模已經超過2萬億元，拉高政府債務率約5個百分點。“先修路”對于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呢？目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約是3.2:1，而1990年時只有2:1，目前基本屬于過去10多年來城鄉差距最大的；且社會貧富差距也在過去10多年中急劇擴大，可見，“要想富，先修路”之說并沒有兌現。原因在于，經濟的集聚才能產生規模經濟效應，世界一半的GDP是由占世界土地面積1.5%的地方創造的，貧困地區居民擺脫貧困的最經濟的方式就是遷移，發達國家的發展過程，其實就是人口遷移的過程。其實，中國也是如此，過去30年中我國中西部地區人口不斷向東部沿海地區遷移，因此廣東目前已經成為全國人口第一大省。中國從一個低收入國家成為一個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主要是靠規模達2.5億的農村廉價勞動力所創造的財富，其中大部分是農村移民。
但在這場漫長的移民過程中，高速和高鐵并沒有承載太多的移民，農民工承擔不起高昂的交通費用，也無法等到高速或高鐵通車了才去外地打工，大多農民工是通過國道往返家鄉與城市之間。高鐵和高速建設確實拉動了經濟增長，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創造了可觀的就業崗位，同時也給中國造成了巨額債務。因此，無論從經濟健康平穩發展的角度看，還是從財政支出的輕重緩急考慮，中國道路交通建設的“大躍進”是值得商榷的，“想要富先修路”的邏輯存在缺陷。
高增長奇跡的不可持續性終將觸發體制改革
中國經濟持續繁榮，主要表現為經濟總量的增長，而經濟總量增長中投資增長的占比過高，居民消費的占比過低，大約在37%左右，而發達國家的占比一般在70%左右。這種投資拉動型經濟增長模式，是由政府主導經濟增長的行政體制決定的。盡管我國本世紀以來每次五年規劃都把GDP年均增長率的預期目標設在7.5%以下，說明最高決策層完全意識到經濟增速過快會導致諸多問題，而且，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最早是在1995年提出了，那么為何這些最高行政部門提出來的目標最終難以實現呢？
這是因為目標提出不等于就要為實現該目標進行相應的制度安排。這或許是GDP增長率目標屬于預期性目標，故各地方政府不像對待節能減排、計劃生育等約束性指標那樣來對待GDP增速目標。由于地方政府擁有土地等資源，還有下屬國有企業、銀行渠道等，以及給予不同稅收水平等政策權力，這使得地方政府理所當然成為主導區域經濟的主角，實質上地方政府更可以看成大型企業集團的CEO角色，而市場經濟國家的地方政府主要職責是維持較高的社會保障水平、解決就業和縮小貧富差距，故更像一個福利院院長的角色。這就可以解釋為何我們在教育、衛生醫療和社會保障方面過去投入一直嚴重偏低的原因，也可以解釋各地的GDP增速一直居高不下的原因，因為若把地方政府當成企業，那么，它的投資增長率、營業收入和工業增加值增長率等與一般企業相比就不再高的離譜了。更關鍵的是，它是一個準企業，沒有利潤考核要求和資產負債比率限制，于是借錢擴張、大興土木、鋪攤子就成為各地地方政府的普遍行為。
因此，中國經濟高增長之所以能持續那么久，其實有它的體制邏輯決定，當然還有其他因素，因篇幅關系從略。盡管所謂的高增長奇跡至少在過去10年中并不是最高決策層希望看到的，因為這已經導致資源的過大耗費、地方政府債務水平過高以及教育醫療等長期投入不足等問題，但如果不從體制上入手去改變它，那么，即便再過10年，中國經濟還將保持政府主導的投資拉動型模式，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依然遙遙無期。
不過，觸動經濟及行政體制改革的因素也在不斷累積，主要是地方政府的資源支配能力在削弱，如地方融資平臺的巨額償債高峰即將到來，同時，由于房地產的低迷讓土地出讓收入減少，而經濟減速又將減少財政收入。此外，社保等民生方面財政支出的缺口日漸擴大，也將倒逼政府部門調整支出結構。從今年上半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看，基建投資的增速下降最為明顯，表明政府在民生方面的投資已經增加了。
放棄奇跡幻想 遵循邏輯規律
幾千年來我國中醫的基礎是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哲學基礎是陰陽理論，五行學說等，故相對缺乏實證研究和邏輯推理過程，這也是中醫即便在國內也是處在輔佐西醫地位的原因。如經常有人推薦醫治疑難雜癥的偏方，但這些偏方很難用藥理學的方法來證明其有效性。盡管被號稱很神奇，但究竟治愈了多少病例卻無人追究。同樣，中國幾千年來的儒學的哲學基礎也是陰陽五行，講究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精英政治，與中醫治病重在提高身體免疫力的著眼點是一致的。由此產生的問題是缺乏形式邏輯分析和實證研究，講究人治，不習慣從體制機制中找答案。
這種延續幾千年的思維習慣導致至今我們還是偏重于通過普及精英思想來實現遠大目標，而不是通過邏輯分析來獲知不同制度模式下個人和群體的不同行為。如上世紀的文化大革命，就是為了達到統一億萬老百姓思想的目的，但最終證明這種壓抑人性的計劃經濟思想還是嚴重阻礙了經濟發展。中國從70年代末開始勞動生產率的大幅度提高，本身就是制度重新設計的結果，即改革開放、包產到戶，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但30多年過去了，我們的制度或面臨再一次的調整，借用現在一個時髦的詞叫“頂層設計”，而引用馬克思理論則為“上層建筑要與經濟基礎相適應”。
但是，正如不少人還是畏于西醫的手術而寧可接受中醫的偏方一樣，總是期望經濟領域內奇跡的發生而不愿接受經濟將面臨硬著陸風險的邏輯推理結果。如果你仔細分析十五規劃、十一五規劃中每次提出卻都沒有實現的目標，原因都可以歸結為制度安排或設計上的缺失。盡管全國上下都有強烈的意愿去實現該目標，但這樣奇跡在還是不會發生，因為不符合邏輯規律，如縮小收入差距目標、提高消費占比目標、產業升級目標和區域振興目標等。如今，十二五規劃再度提出同樣的目標，盡管還是沒有看到有對應的財政資源或制度調整來為此作鋪墊，但我反倒相信實現這些目標的可能性反而大了，這是因為隨著經濟高增長已經難以持續下去，不斷堆積的各種矛盾終將爆發出來，最終倒逼相關體制機制的改革，這就是市場自身具有的調節機制將發揮作用，也是市場的邏輯規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