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銀行風險事件的五個啟示和四方面思考
從總結經驗教訓、推進我國風險處置、維護金融穩定工作的角度看，硅谷銀行破產事件帶來五個啟示：一是商業銀行的財務報表要能夠及時、真實、準確地反映其經營情況；二是極速且強力的監管應對是處置金融風險的關鍵；三是充足的風險處置資源很重要；四是針對問題銀行的處置，金融管理部門要有高度明確且足夠充分的法律授權；五是要有效發揮存款保險制度的作用。
四方面問題值得思考。
第一，現行監管框架在銀行賬簿利率風險管理方面是否存在盲區，如壓力情景設計的合理性？如果繼續把銀行賬簿利率風險放在第二支柱，是否應該進一步強化約束，對利率沖擊情景和模型假設設置更加嚴格的條件？
第二，在流動性風險管理方面，是否有必要重新審視巴塞爾協議III框架下，LCR（Liquidity Covered Ratio，流動性覆蓋率）、NSFR（Net Stable Funding Ratio，凈穩定資金比率）監管指標中關于批發性融資穩定性規則的審慎性？
第三，貨幣政策和中小銀行跨周期管理能力之間的關系。
（1）美國在20世紀80-90年代也發生了銀行危機和儲貸機構危機，有人認為這可能和80年代初沃爾克采取的強力緊縮政策有關。從1980年到1994年的15年間，美國有1600多家銀行被FDIC（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聯邦存款保險公司）關閉或救助。同時，在此期間有1300余家儲貸機構被關閉，僅儲貸機構的處置成本就高達1600億美元，最終由納稅人承擔了其中約1300億美元（按當時匯率換算，約1萬億元人民幣）的損失。
從行業結構看，當時問題銀行的貸款集中于農業、石油和房地產行業。從地域結構看，當時50%的倒閉銀行集中在德克薩斯、俄克拉何馬和加利福尼亞三個州。1980年，美國商業銀行數量大約為18700家，到了1995年，這一數字降至12600家。
（2）2007年次貸危機之前，美國同樣經歷了快速加息，美國小銀行數量持續萎縮。2001-2022年，美國銀行機構總體數量縮減超過一半，從9614家縮減至4706家。
從資產規模看，美國大型銀行（資產規模大于2500億美元）數量從3家增長至13家，資產份額占比從19.59%上升至55.45%；中型銀行（資產規模大于100億美元小于2500億美元）數量從98家增長至145家，資產份額占比從47.44%下降至30.05%；小型銀行（資產規模小于100億美元）數量縮減一半以上，從9513家縮減至4548家，資產份額占比從32.97%下降至14.50%。
（3）2023年3月，硅谷銀行事件同樣發生在美聯儲快速加息的背景下，聯邦基金利率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從接近于0提升到近5%的水平。中小銀行數量的下降是跨周期管理能力、市場競爭、數字化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雖然跨周期管理能力是微觀主體自己的事，但是美聯儲也有必要反思并優化其貨幣政策，平衡好與維護金融穩定之間的關系。
第四，小地方管理復雜的大銀行、大機構方面存在挑戰。國際清算銀行總部設在瑞士，國際上主要的銀行監管規則都在瑞士制定，但偏偏瑞士信貸爆出危機，出現了“燈下黑”的情況。如今瑞銀合并瑞信，產生了更龐大的金融機構。從我們國內情況看，一些小省不具備管理大型金融機構和大型企業集團的能力，小國家能否管理好當地超大銀行也可能面臨挑戰。
如何改善問題銀行的處置和應對
從銀行自身的角度看，需用好壓力測試工具，做好極端情況下的流動性預案。
從金融管理角度看，除了上述五點啟示，需要給中央銀行及監管部門充分的危機應對權限，要有足夠的工具和資源來提振市場信心，例如流動性支持和公開市場操作工具、提供債務擔保、直接購買資產甚至向銀行注資等。而且要盡可能市場化、法制化，盡量減少行政化干預。結合我國實際，風險處置中的損失分攤要在公共資金和市場之間、中央和地方之間、當期和未來之間取得最優平衡。
在風險處置過程中，各國金融管理部門可能面臨相當大的政治壓力和輿論壓力。例如，有些觀點認為，不能動用公共資金去救助金融部門的“壞蛋”。從解決問題角度看，需要在系統性風險和道德風險之間尋求平衡。客觀而言，當市場處于恐慌狀態時，必須把防范系統性風險放在首要位置。硅谷銀行風險處置開始階段，金融管理部門宣布依法保障25萬美元以下存款，不到幾天時間當監管當局發現存在系統性風險，又宣布對所有存款進行100%保障，這就是最新的例證。但需注意，這一平衡過程需要有效的溝通。當然，事后必須堅決嚴肅追責問責，堅決追贓挽損。
從貨幣金融環境的角度來看，宏觀經濟穩定、區域經濟穩定、產業風險的有效化解，對于金融穩定起著根本性的決定作用。與美國相比，疫情以來我國的貨幣政策是合理且適度的。此前為應對疫情，以美聯儲為代表的多國央行紛紛快速極端降息，而我國央行沒有極端降息，沒有大水漫灌，為貨幣政策提供了正常操作空間。2022年全球通脹高企，主要央行又急劇加息，但我國的CPI一直在2.8%以內，貨幣政策方面也沒有極端加息，還三次下調利率并下調存款準備金率。整體看，我國通脹水平相對溫和，為宏觀經濟營造了相對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這是金融穩定的決定性因素。
從我國金融體系的穩定性來看，當前金融體系穩健、金融風險總體可控。美國銀行業總資產占金融業總資產的1/3，而我國銀行業總資產占金融業總資產的90%，兩國金融體系情況不同。我國20多家國內主要銀行中，有4家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這20多家銀行經營穩健，央行對其評級基本長年保持在優秀水平，其總資產占全國銀行業總資產的70%，是銀行業、是金融業的壓艙石。
當前，我國金融風險主要集中在少數中小銀行。黨中央2018年部署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高風險中小銀行數量從峰值時期（2019年三季度）的600多家降至目前的300多家，總資產只占銀行業總資產的1%多。
能夠做到報表及時準確反映以及監管評級及時發現高風險機構，就非常不錯了。但是，這時風險的實際損失已經發生了，更多工作是風險發生后的處理。如何使工作更主動、更前瞻，如何實現風險發生前的早識別、早預警、早發現、早處置從而避免大的損失？
金融穩定部門自2020年起建立了一套針對評級良好的銀行的預警體系，目前已連續運行八個季度，一共篩選出221家銀行。這些銀行的評級都非常好，但個別單一指標非常極端，比如有的銀行的保證金存款占比達到50%、有的銀行近三年內總資產或者信貸資產的年均增長率超過50%（有點類似硅谷銀行）、有的銀行把50%的貸款放到了區域之外。大部分情況下，銀行的單一指標遠遠好于、高于同業是有問題的。在識別出風險后，我們以風險提示或約談的方式對這些銀行進行預警。
通常而言，65%的被預警銀行一個季度之內就會整改到位，目前已有191家整改完畢。可以看到，抓前端、治未病，這種對評級良好銀行的風險指標識別預警并早期整改的方式，處置成本低。硅谷銀行存款、資產在兩年8個季度內擴充了3倍，資產結構、負債結構、客戶結構極端不平衡，這在我們的預警體系下，也會被早早識別出來并進行約談整改。
我們也觀察到，目前一些中小銀行的資產負債結構正在發生變化。從資產端看，有些銀行的貸款占總資產的比重低、非貸款類資產占比高。從負債端看，有些銀行的居民儲蓄比重低，批發性資金來源占比高。這種商業模式是市場演化的結果，是多樣化商業模式的一種，而這些商業銀行是否都具備了相應的微觀和宏觀風險管理能力，金融管理部門監管能力能否跟上，是需要注意的問題。此外，還需關注地方隱性債務對當地中小法人銀行的潛在風險。
根據金融業的這些結構特征和發展演化趨勢，金融風險監測預警處置體系應該包括三層：一是傳統金融風險（商業銀行為主，信貸資產為主）監測預警處置體系；二是新型金融風險（非信貸資產為主，新型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產品）監測預警處置體系；三是數字金融Fintech創新風險的跟蹤預警處置體系。第二層和第三層需要越來越重視。
作者孫天琦系CF40特邀成員，本文系作者在CF40青年論壇雙周內部研討會“近期歐美銀行風險事件帶來的影響與啟示”上的點評發言。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學術觀點，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機構立場 。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