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人們越來越關注將來養老資金的籌集、如何應對人口紅利的消失、如何阻止人口總量下降等問題。然而，人類遇到的問題恐怕并不是這么簡單，也不是那么悲觀。就人口結構而言，人類或許正在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面臨的是千萬年不遇的大轉折。
人類歷史上各個區域、各個群落經歷過無數的人口數量和結構的變化，大多數是因為自然災害、瘟疫、氣候變化、戰爭等因素造成的。其中尤其是戰爭，不僅造成人口數量的大幅度下降，也會帶來人口中男女性別結構和年齡結構的劇烈變化。但隨著這些特殊事件的結束，人口結構很快就會恢復我們認為的常態。馬爾薩斯等認為，隨著人類技術的進步，物質供應會更加豐富，但這增加的供應很快會被增加的人口所消耗，于是會出現災害、瘟疫、戰爭等調節人口數量，同時人類自身也在不自覺地改變生育數量和頻率，以應對環境的變化，從而調節人口的數量和結構。可以說，在前現代社會，人類人口結構雖然總是在變化中，人口總量隨著物質供應的豐富不斷增加，但總體上保持著人口結構的常態。
現在進入的“老齡化”社會，是在這樣一系列背景下出現的：首先，人類科技快速發展有效解決了人類生存的物質供應約束，可以說，現在在總量上不存在物質供應不能滿足人類生存的問題。現在還存在饑餓和貧困現象，是人類包括經濟的、政治的社會制度造成的；其次，由于科技的進步，人類生育意外和嬰幼兒死亡率大為降低，數值幾乎可以忽略不記；第三，因為營養充足、居住環境改善、醫療發達，人類意外死亡率也大為降低，壽命延長。所謂壽命延長，不僅是平均壽命這個數字，而是人們普遍的長壽。在前現代社會，長壽只是極少數人，絕大部分人類沒有機會長壽。所以，只要人類的科技繼續發展，人類就有能力保持普遍的長壽。除非發生毀滅性的氣候災害和戰爭，否則，在主要國家和區域，65歲以上人口占25-30%將會是常態，促進生育也不可能改變這一趨勢。既然是常態，那么，在未來也就無所謂“老齡化”了。
因為人口結構這樣的大轉變，對人類生存和社會治理帶來了一系列的新問題，而不僅僅是如何籌集養老資金這么一個問題。
一、養老是任何社會都面臨的社會治理問題，不同社會階段需要探索不同的解決方式
席勒在《釣愚》一書中說，美國人沒有量入為出和儲蓄的習慣，退休后的贍養是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政府最初希望通過教育和引導的方式，讓人民養成量入為出和儲蓄的習慣，但是沒有用，于是有了社保系統。社保一定意義上起到了強制儲蓄的作用。
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禮記》更將“人不獨親其親”、“老有所終”、“矜寡孤獨皆有所養”列為大同社會的必要條件或標志。“矜、寡、獨”也是老去的狀態，并且是無法實現家庭贍養的狀態。可以看出，那個時代“養老”，包括弱勢人群的贍養就是突出的社會問題。孟子希望從道德層面倡導，《禮記》并沒有提出制度性的方案，共同的是，養老不僅僅是錢的問題，還有如何養的問題，需要社會機制來解決。歷史上，西方教會等組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國則是宗親體系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總體上，中國歷史上還是“孝道”、養兒防老、量入為出、勤儉節約等文化觀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現代社會的老齡化問題與以往時代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老齡人口所占比重龐大，如果不能很好的安置，肯定是一個重大的社會安定難題；其次是每個個體需要贍養的時間長度大大延長。以前社會一般可能需要贍養10年左右，現在起碼是20年；第三是由于現代工業、服務業和城市化的發展，家庭單位越來越小，制約家庭贍養的環境；第四是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事業和生活方式。許多家庭成員都分散在不同的城市學習、工作、生活。中國人雖然依然注重孝道，但在這樣的生活方式下，家庭養老難以為繼。因為人的壽命延長，還出現了一個現象，當一個人退休進入被“養老”的行列，會赫然發現，他上面還有需要贍養的父輩，而對于他的下一代來說，則有兩代老人需要贍養。如果再考慮獨生子女因素，壓力就更大了。
社會化養老，并且讓每個人都能有尊嚴地老去，是現代社會治理的重要內容。
二、理性看待“人口紅利”，讓人口結構在發展中自然平衡
經濟，是一種人類社會現象，所以人是經濟增長的絕對動力，年輕人更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關于老齡化社會，人口紅利是討論得比較多的一個概念。所謂“人口紅利”是占比較高且龐大的、低收入年輕人口給經濟增長帶來的福利。有人認為，中國過去40年的高速發展，主要得益于龐大的人口紅利。應該說，過去幾十年的高速發展有人口紅利的因素，但其并不是絕對因素，占比較高的年輕勞動力人口并不必然帶來“人口紅利”。
如果因為年輕勞動力人口占比高就會有“人口紅利”，就不能解釋為什么改革開放前沒有產生這樣的人口紅利，更不能解釋在改革開放開始不久將“一孩”政策作為國策。同樣不能解釋目前世界上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依然處于貧困之中。
單純就人口紅利的理論說，產生人口紅利的重要前提是，大量農村過剩勞動力向非農業產業轉移。沒有這個轉移過程，就只有農村過剩人口，而沒有紅利。一旦農村過剩勞動力轉移結束，就來到了所謂“劉易斯拐點”，人口紅利消失了。這是對人類經濟現象觀察所得到的一個結論，實際上與人口老齡化無關。如果脫離農村過剩勞動力人口向非農業產業轉移的基本條件，就不應該再是這個理論的解釋范圍。或者說，劉易斯的人口紅利理論不能解釋人口老齡化。我國前40年的高速發展，正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工業化、城市化、全球化過程，為農村過剩勞動人口提供了充分的就業崗位。就這一角度說，劉易斯理論是有一定的解釋能力的。
沒有農村過剩勞動力人口向非農業產業轉移，在其他狀態下，就沒有劉易斯定義下的“人口紅利”，但人類的經濟也還是需要增長的。就我國現階段而言，需要進一步改革開放，需要進一步推進城市化，需要進一步推動科技創新和科技產業化，需要進一步激活市場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需要進一步推進現代農業發展，需要推進共同富裕以擴大內需。即使是劉易斯理論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業產業轉移，其重要前提還是市場化條件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大發展。只有在這樣的前提條件下，農村剩余勞動力人口才能產生“人口紅利”，實現有序轉移就業，保證社會安定。
人口的年齡結構有沒有可能回到以前的狀態？幾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有自然災害、流行瘟疫、大規模戰爭的影響，就人類已有的科技能力、醫療衛生水平，人類依然會進入絕大部分人健康長壽的狀態，60歲以上人口占相當高的比重。在前現代社會，人類在任何年齡段都因為營養不良、疾病、暴力及意外等原因有相當高的死亡率，許多人根本沒有機會老去，更有不少比例的人口沒有機會成年。
有沒有可能通過提高生育率來提高年輕人的占比？理論上是可能的，實際上需要審慎論證。前現代社會有非常高的生育率，但因為所有年齡段的死亡率都高，進入老年階段的人口相對很少。現代社會絕大部分人類都能進入老年階段。雖然可以通過提高出生率確保老齡人口保持一個比較小的占比，但更多的嬰兒未來都會老去。這意味著老齡人口的絕對量會越來越龐大，同樣也意味著未來需要更高的出生率來確保老齡人口占比的穩定。這樣的趨勢意味著以上述策略來阻止人類進入老齡化社會可能并非長久之計。
與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一樣，人類社會在物種數量上可能有一種自然的自我調節機制。前現代社會生育率之所以高，并不是因為經濟條件好、生活條件好，恰恰是因為要對沖各個年齡段死亡率高的風險。斯密在《國富論》寫到他的觀察，窮人生孩子的數量往往多于富人。這背后的原因，可能就是窮人由于生活困難，孩子的存活率低，而富人的孩子有充分的營養，有獲得醫療的能力，存活率相對比較高。現代社會，城市生活、婦女走出家門等或許是生育率降低的顯性經濟原因。但現代人生育意愿降低、生育年齡提高、生育間隔拉長等，何嘗不是對人類普遍壽命延長的一種自我調節呢？這或許也是一只“看不見的手”。所以，盡管放開生育，讓這只調節人口的“看不見的手”去調節吧，進入所謂的老齡化社會總比靠戰爭、災難、疾病等方式來調節好。
三、重新劃分人類的年齡段，重新安放不同年齡段人類的身心
《禮記》關于大同社會的描述短短的107個字，很平淡，沒有什么太過深奧的、難以企及的高標準道德要求，但仔細分析，幾乎每一條都不容易做到，或者說人類歷史就沒有解決過這些問題。其中關于不同年齡、不同狀態人的安置就有42個字，占了近40%。“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可見，每個人在社會中得到適當的安置，是任何社會面對的重大問題。“安身立命”，是每個人的頭等大事，人所有的努力與奮斗，都是為了“身”“心”獲得一個合適的寄托與安排。在人生的不同階段，其“身”“心”所安的要求是不同的。“安身立命”，不僅需要個人的努力，也需要社會提供適當的空間。
這些年，“中國大爺”、“中國大媽”成了新的流行詞。中國大爺們背著單反滿世界尋找美景；中國大媽們披著絲巾周游列國擺POSS。廣場舞，不再是大城市的現象，而是遍及大小城鎮的景觀，這與老年人默默坐在路邊墻根是完全不同的畫風。表面興奮熱鬧中，中國大爺、中國大媽們，實際上是在尋找“身”安處和“心”安處。
如果說以前60歲以上人群的年齡結構是一個陡峭的圓錐形，現在則是一個胖胖的秤砣型。60-80歲與40-60歲，是差不多龐大的群體。這其中，60-75歲人群大多數身體健康，思想活躍，與傳統印象中這一年齡層次的老態龍鐘完全不同，正是他們組成了中國大爺、中國大媽的靚麗風景。他們退休之時，既感到興奮與幸福，又感到震驚與迷茫——因為終于可以輕松瀟灑過自己想過的生活而興奮，都有信心活過90歲而感到幸福；但他們也突然震驚地發現，退休以后居然還有30多年的日子，幾乎和工作的時間差不多長，不知道該如何度過這漫長的日子。當看世界變成打發日子，興奮充實中也難免空落落。
可以說，現在與今后，60-75歲人群與75歲以上或者80歲以上人群是完全不同的兩個群落。所以，有必要對人類不同年齡段進行重新劃分，但不是簡單地把某個階段的年齡拉長，比如把青年的年齡上限劃到50歲或更高，而是需要增加分類。比如在傳統的嬰幼兒、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中間，再增加一個檔次，把65歲到80歲稱為“年輕老人”或“壯年”。“年輕老人”是客觀描述，也有雙向的心理暗示，“壯年”也是客觀描述，身體依然強壯，壯懷依然激烈，當然更是鼓勵。既然有了這一類別，就需要有相應的安置。
現在有提出提高法定退休年齡的建議，還有建議鼓勵退休人員再就業。這些都需要考慮，但也要注意避免帶來更大的社會問題。首先，由于年輕老人的總量與中年人、青年人的總量相差不大，退休年齡提高，中年人、青年人上升通道將會被嚴重堵塞，嚴重影響企業、機構和社會活力，這會成為企業、機構乃至社會的治理困境。其次，由于數字技術的快速迭代，創新層出不窮，一些企業不僅只招聘35歲以下人員，甚至不斷在淘汰35歲以上員工。延長退休年齡，無疑會增加這方面的就業壓力。第三，如果開設專招年輕老人的企業，作為特例或許可以，但考慮到企業的活力，恐怕很難成為主流模式。
年輕老人的身心安處，是一個全新的社會治理問題。以前的無業游民，主要是無所事事的年輕人，數量過大，就會影響社會安定。現在龐大的年輕老人，身心無定，同樣有可能成為社會安定的隱患。解決這部分人群的安置問題，需要政府引導與市場發現。
提高法定退休年齡不必操之過急，可以考慮退休人員創業或再就業。“銀發經濟”不應該只是關注老年人的消費，還應該包括老年人口創造價值的一面。一方面，工作了三十多年，人的身心確實需要調整一下。先退休，調適一下身心，再選擇適合自己的或自己喜歡的工作，創業或就業，可以重新煥發青春，更可以為社會創造價值。另一方面，由于有這一群體的存在，政策又有鼓勵，市場一定會為這部分人群找到發展空間。農村過剩勞動人口轉移到非農業產業能夠產生“人口紅利”，那么通過適當的政策鼓勵、打開市場，年輕老人這一既有相當消費能力，又有創造欲望的群體也可以產生新型的“人口紅利”。
政策上可以考慮：（1）允許并鼓勵退休人員再就業或創業；（2）退休人員再就業或創業期間，照樣享受社保待遇；（3）退休人員再就業、創業的工資收入免稅；（4）退休人員創業，根據不同企業類型給予稅收優惠；（5）退休人員創業，投資款退還已繳納的所得稅；（6）企業招聘退休人員再就業，可以參照福利企業的方式給予一些優惠政策待遇。當這部分人群的安置常態化后，可以考慮調整甚至取消這些政策。
當年輕老人尋找“我心安處”的時候，真正的耄耋老人遇到的是“如何老去”難題。以現在人類的生活方式，以及未來的趨勢，家庭養老肯定不是最佳的選項。首先，從有利于老人身心考慮，康養機構不應該設在交通不便的城郊僻壤，那里雖然空氣新鮮，但人氣沉悶，老人并不喜歡每天看到的都是暮氣沉沉的人們，他們需要親人的關懷，也需要看到年輕的世界。所以，康養機構應該設在交通方便的城市中心地帶，最好是在學校、幼兒園旁邊，孩子課間的喧鬧正是對他們心的安撫。其次，金融領域，除了提供養老資金上的服務，還要增加養老方式上的服務。比如養老信托、家族信托業務中，增加養老監護信托的服務內容。社會一般會為無人照顧的小孩指定監護人，卻很少考慮為在養老院無自理能力的老人指定監護人。金融信托機構可以作為這樣的監護人，即受委托對在康養機構養老的老人進行監護，監督養老機構的服務質量，確保受信托的老人被有尊嚴地對待。信托機構可以聘用年輕老人擔任監護巡視員，定期或不定期到養老院巡視，并代表老人的監護人與養老院方面進行交涉。這個工作或許是適合年輕老人的。
作者劉曉春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副院長，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