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經濟面臨著諸多挑戰，日本經濟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復雜嚴峻的挑戰，其中既有疫情及俄烏危機的影響，還有與之密切相關的通脹壓力。盡管如此，預計日本經濟將緩慢復蘇。
日本經濟現狀
2020年至2021年，日本政府將維持醫療體系作為優先事項，通過宣布“緊急事態宣言”來限制經濟活動。今年年初奧密克戎的感染雖然有所擴大，但現在感染情況有所好轉，餐飲業和旅游業等服務業的需求都在逐步恢復，今后日本政府將接納更多的外國游客，預計這對服務業的復蘇也有所裨益。期間，消費活動受疫情影響受到限制，這使得日本的家庭儲蓄增加到了50萬億日元，占GDP比例達到10%。這筆巨額的儲蓄也有望支撐個人消費。
4月的消費者物價指數漲幅在剔除生鮮食品后達到了2.1%，這是除上調消費稅那年之外，時隔14年的高通脹率。但是，此次物價上漲主要是由原油、食品、原材料等進口產品的價格上升所引起的，日本國內的需求并沒有增加。這種物價上升是不可持續的，等企業完成成本轉嫁，通脹率極有可能回落到1%甚至更低的水平。
日本銀行長期實行的是超寬松政策，將短期政策利率保持在-0.1%，十年期的利率則控制在0%左右。日本銀行表示，在通脹率穩定在2%之前，收益率曲線都將維持在這一水平。如今2%的通脹率是臨時性的，持續時間很可能不會超過一年，因此日本銀行大概率不會轉變寬松的貨幣政策。
2022年以來，美聯儲已經三次上調政策利率，利率累計提高了1.5%，預計之后還將繼續上調。歐洲央行（ECB）也表示將在9月退出自2014年就開始執行的負利率政策。相比之下，日本銀行繼續維持寬松的貨幣政策，這也導致外匯市場上日元貶值，年初時1美元兌換115日元左右，如今則已經超過135日元，為24年來的新低。
對于日元貶值，有人贊成有人反對，但匯率是由市場決定的，日本政府和央行都難以直接控制。與其討論日元走低是好是壞，不如討論如何利用日元貶值所帶來的好處，這比較有建設性。事實上，日本有在考慮盡早接納更多的外國游客。另外，日元貶值有利于國內的企業活動，所以可以看到，現在已有企業更注重促進工業和研發的回歸以及供應鏈的強化。
日本經濟中長期面臨的挑戰
據日本銀行的測算，日本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為4%左右，但是90年代中期迅速跌到了1%，2010年代后期進一步跌到了0~0.4%。要提高潛在的經濟增長率，日本必須應對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是人口的趨勢性變化。日本的人口總數從2005年起就在持續下降，15歲到64歲的適齡勞動人口的下降則更早——上世紀90年代后期就開始下降，現在也以年均1%的降幅在減少。另外，2021年日本的總和生育率跌到了1.3，雖然也有疫情的影響，但總和生育率已經連續六年下降。這樣下去，少子老齡化加速，人口只會一直減少。
如果日本認真考慮增長戰略的話，就必須著眼于人口出生率下降和老齡化的問題。馬斯克曾在推特上說過“日本人早晚會從地球上消失”，如果少子化持續的話，那么從數學角度而言這種看法是對的。少子化的原因是社會成熟度提升的同時養育子女的負擔相對增加。要全社會共同分擔這種負擔就需要征得全社會的同意，除非從根本上改變育兒制度，否則很難扭轉少子化的趨勢。
當然，也有完全相反的觀點，認為日本的人口過剩，再減少一點也沒有關系。有人指出，人類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全球變暖和環境破壞，那么最有效的對策不就是減少人口嗎？從地球整體來看，人口增加所帶來的問題比人口減少所帶來的問題更嚴峻。而且，盡管中國有14億人口，但日本的人口密度是中國的兩倍不止，從人口密度的角度來看，日本的人口就算減少到現有基礎的一半似乎也是正常的。當然，我并不是贊同這種觀點，也不認為日本的人口應該再少一點。只是，對于50年甚至100年后的日本而言，合理的人口規模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無論如何，關于應該如何應對人口的變化，日本并沒有認真展開討論。盡管有人提到人口減少和老齡化會帶來很多問題，但對于少子化對策的制定、接納移民的促進舉措，目前還沒看到任何根本性的提議，甚至連人口減少的弊端也沒有深入展開討論。我們并不希望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下去。
第二是生產率提升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基本認知是，少子老齡化的現狀無法改變，所以需要通過提高生產率來拉動經濟增長。
事實上，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日本的生產率增速并不是特別低。據OECD統計，2011年至2020年的10年間，日本人均每小時增加值的平均增長率為1%，高于德國的0.9%，美國和法國的0.8%。盡管日本的生產率增速與其他發達國家相差不大，但要抹去日本經濟“失去的20年”這種負面評價的話，日本的生產率增速就必須大幅超過歐美。但是，考慮到各個國家都在努力提高生產率，日本光靠努力就能實現比其他國家更高的生產率這種想法太過理想化了。
過去20年，日本一直致力于推動結構性改革及增長戰略。在政治層面上盡可能地推進改革才造就了今天的日本，鑒于此，通過提高生產率就能解決人口減少的問題、或者通過創新就能提高生產率之類的想法都是不現實的。盡管個別企業有各式各樣提高生產率的方法，但如何提高宏觀層面的生產率這一問題已經被討論了20余年，至今也沒有找到正確的答案。提高成熟發達國家的生產率是一個非常困難的課題，制定增長戰略時應當對此有理性的認識。
第三是應對社會問題。岸田政府提出的“新資本主義”經濟政策有四大支柱，一是人才投資，二是科技創新，三是促進初創企業的發展，四是綠色和數字投資。
暫且不論四大支柱是否能直接推動日本經濟增長，至少每一個支柱本身都是值得投資的。尤其是綠色投資，即低碳化，無論是否有助于經濟增長都需要大力去推動。發達國家曾一邊增加地球的負擔一邊提高生活水平，如今這些國家也應履行自己的責任，必須實現碳中和。日本政府承諾將在2050年實現碳中和。
性別平等問題、教育公平問題等也是非常重要的課題。要解決以上種種問題，需要兼顧日本的經濟增長進行討論并達成共識，這很重要。
作者門間一夫系Mizuho（瑞穗）Research & Technologies執行經濟學家、日本銀行原理事，本文為作者在CF40-NRI第十三屆中日金融圓桌閉門研討會“大變局下的全球治理和中日經濟” 上所做的主題演講，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秘書處翻譯整理。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機構立場，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