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資管行業當前正處于一個絕佳的發展階段。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過去30年以來資本市場的實踐以及中國居民財富的長期積累，都為資管行業的新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尤其是2018年“資管新規”的推出，使資管行業得以在更加健康有序的情況下實現更高質量的發展。
然而，疫情給全球帶來較大沖擊，導致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周期、政治周期，以及行業間的發展呈現出巨大分化。在全球經濟處于低增長、低利率、通脹漸升的背景下，全球資管和中國資管應當如何抓住機會，實現更好的發展？
發達國家大規模財政刺激推動資管市場新發展
自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以來，每3到4個月都會經歷一輪反復，我們即將進入與新冠相伴的第三個冬天，未來疫情走勢究竟如何尚不能確定。但比較確定的一點，全球不同國家、區域在疫情防控措施、疫苗供應量和接受度、疫苗接種進展等方面，有著極為明顯的差異，這導致不同國家、地區和行業之間出現了非常嚴重的分化。
同時，各國為應對疫情而采取的財政、貨幣政策也存在非常大的差異，這些應對措施通過金融渠道的傳導效果也相應地呈現出一定的分化。以過去一段時間中美兩國的M2增速表現來看，美國采取了大規模的財政擴張和貨幣寬松，政策刺激力度前所未見，使得美國的物價后期呈現出通脹的態勢，也使得其日后不得不面臨政策退出的問題。中國主要是通過信貸擴張來緩解經濟壓力，并沒有對需求產生較大的刺激，也沒有展示出通脹跡象，因此市場預期中國的貨幣政策仍有寬松空間。
圖1 中美兩國M2增速拆解圖
數據來源：Haver，中金公司研究部
美國的財政刺激給資管行業帶來了一定的影響。過度刺激下，美國居民部門的財富狀況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反映在數據上，美國七大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在過去一年里擴張了2.5萬億美元，其規模相當于疫情前摩根大通的資產負債表規模，影響巨大。個人財富狀況的改善，帶來了對資管產品需求的急劇上升。
據BCG統計，全球資管規模去年出現了罕見的兩位數增長，達到了100萬億美元。個體股民交易在股票市場總交易量中所占比例也實現較快增長，特別是Robinhood手機炒股軟件嫁接到社交媒體后，散戶們集中對熱門的Meme股票進行炒作，造成了較大的市場波動，也給很多散戶帶來了巨大損失。
經濟復蘇節奏的分化為資管機構帶來機遇與挑戰
疫情之下的經濟復蘇也呈現出了分化的特征，具體表現為先進先出，節奏異步。從經濟活動指數來看，中國復蘇得最快，美國近期復蘇情況也較好，但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復蘇進程相對較慢。
各國幾乎在同一時間受到疫情的沖擊，不同國家的經濟周期和政策周期被強行同步，但是不同國家的政策應對差異又造成了如今的經濟周期和政策周期錯位。這也為投資者和資管機構進行跨區域、跨國家、跨資產類別和跨產業配置，提供了良好的機會。
與以往的政策不同的是，發達國家通過能夠快速到賬的財政資金進行刺激，使得需求得以快速恢復。然而，疫情導致勞動力供給和生產運輸等環節很難迅速恢復，造成了嚴重的供需失衡和全球大宗商品價格飆升。
同時，歐洲的氣候和能源政策導致能源危機若隱若現，使得地區能源價格和除中國之外的主要國家CPI都呈現大幅上升走勢，并且在短時間內難以恢復到原有狀態。許多政策制定者仍在強調這種沖擊是“一次性的”，無需過度擔心。但事實上，人們對經濟反饋機制的理解有待提升，各國在貨幣政策方面依然面臨著收緊的壓力，特別體現在歐洲國家。
新興市場國家則面臨疫情應對措施、疫苗供應量、國家財政和對外貿易等多重壓力，如今疊加主要國家貨幣政策退出帶來的外部壓力，將很有可能面臨匯率貶值、國家信用惡化等問題，進一步加劇國際資管機構全球資產配置的分化傾向。
顯而易見的是，這一輪疫情沖擊將使不同國家、不同區域之間的經濟周期和政策周期的差異化增強。在低增長、低利率和通脹逐步升高的情況下，許多國家的貨幣政策都將處于進退兩難的境地，特別是隨著各國逐步退出刺激政策造成的市場波動，將迫使投資者提高風險偏好，進而造成全球資管機構的分化——那些能夠跨行業、跨區域和跨貨幣進行全球布局，對股權和另類資產有較強的配置能力，并且能夠在波動的情況下規避風險、抓住機會的資管機構，將更有可能在競爭中勝出。
中國資管機構應抓住資產端優勢加速提升國際化水平
我國在過去數十年的高速經濟發展與居民高儲蓄率的特征相結合，帶來了金融資產的擴張和資本市場的發展。就居民財富而言，據招商銀行和貝恩的統計，我國當前的個人可投資產達到240萬億元，是十年前的4倍，僅次于美國。
機構方面，“資管新規”之后，中國各類資管機構的總資產規模達到120萬億元，無論是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保險資管還是銀行理財都實現了健康發展。即使如此，與中國經濟體量、金融資產體量相比，其規模仍然相對較小。此外，根據BCG最新統計，2020年剔除銀行和信托相關產品之后，美國的資管規模（Asset Under Management，AUM）是中國的4倍，去年在過度的財政刺激之下，AUM增速還高于中國，歐洲的AUM規模也達到中國的2.5倍，我國的資管規模仍然相對較小。
伴隨著“資管新規”推動中國資管行業實現規范化發展，加之稅收遞延的個人養老金賬戶和“房住不炒”等一系列政策引導下，中國的資管規模有望迎來較好的發展前景。
特別是最近兩年，在我國高質量金融開放政策的引導下，國際資本加速了對中國債市和股市的布局。2020年，流入中國股市的國際資本增加了1.3萬億，今年上半年又增加了0.35萬億；2020年上半年外資增持中國債券1萬億元，今年上半年又增持0.5萬億元。
總之，中國的增長環境、利率環境和匯率環境對國際資本有著較大的吸引力。隨著中國金融資產和資管規模的持續擴大，可以預期的是，今后十年內，中國資產將從新興國家資產中單列出來，成為與美國資產、歐洲資產并列的主要資產，這對中國的發展而言，也將產生非常有利的促進作用。
國際資管機構也加速了在中國的布局——全球前20大國際資管機構中，已經有12家在中國取得了營業資格。不難想見，在今后的10年里，如果一家資管機構只能在歐美地區做到頂尖，而無法在中國做到頂尖的話，那么它就無法成為一家全球頂尖的資管機構，因為彼時的中國資產將被單獨列為一個類別。當然，這條路還很長。
如今國際資管機構將中國作為一個單獨的板塊專注投入，這也為中國的資管行業提出了一個挑戰：在當前的發展格局之下，國內的資管機構應該如何實現國際化？相比于歐美同行，國內的資管機構在管理中國資產方面的能力更顯優勢。
我們應當充分利用資產端的優勢來開發資金端，并利用好窗口期不斷擴大優勢，以趕超國際頂尖機構，真正走向國際化，否則國際資管機構也會盡快利用自身的資金端的優勢來彌補資產端的不足。
本文為中金公司首席運營官楚鋼在CF40舉辦的第三屆外灘金融峰會閉門研討會五暨萬柳堂資管圓桌“變局下的全球資管市場：新趨勢、新思路、新布局”上所作的主題演講，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