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中國書法》今年第七期發表了一部分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領袖的手跡，大部分是書信，內容很有史料價值。我特別關注到其中有關金融的部分。
一 毛澤東《關于開展新區工作的指示札》
這是毛澤東代表中央起草的一通信札，時間是1947年10月3日。內容如下：
陳粟，并告劉鄧：你們兵力業已展開于廣大地區，現應確定一個月至兩個月內，只打小仗不打大仗。各縱應劃定地境，每縱幾個縣，從事殲滅境內小股敵軍、民團、土匪、保甲，建立政權，實行土改。每縣撥出一個營的架子（干部）及一個連的兵力，建立各縣武裝基干。各縱主力則在自己轄境內，往來機動作戰，包括破擊鐵路在內。你們五個縱隊范圍，不但包括隴海以南、運河以西、平漢以東、淮河以北，而且可以一部渡淮南進，直達壽縣、合肥、巢縣之線以東、長江以北地區，與劉鄧區域、蘇中、蘇北完全銜接。如一個月至兩個月時間不夠，還可酌量延長，使敵主力置于無用地，疲于奔命，而我則于短期內殲滅了敵之爪牙，建立了我之根據地，為不久將來集中兵力作戰打下基礎。此種工作看似不甚重要，實則具有偉大戰略意義。你們冬衣問題亦須照劉鄧辦法，令各縱自己分別向商人及有花布民家用借貸方法（將來還錢分文不少）解決。每人制棉衣一件即可過冬，不要盼望后方運送，以致誤時。軍委，三日廿二時。
這應該是毛澤東在為一年后的淮海戰役做布局。大處著眼，小處著手，這通手札充分體現了出來。有所謂一把手主要管戰略，管大方向，其他可以放手讓管理層執行。
一些企業家上了幾堂工商管理課，當真了，回去搞了幾句大而無當的口號、指標和一堆順口溜，號曰：愿景、戰略、方針、原則、目標等，然后游山玩水、舞文弄墨去也。不幾年，企業就難以為繼了。
看毛主席是如何謀劃戰略的？沒有宏大敘事的口號，是在看似無關緊要處細細布局，一切都是為了接下來的大戰打基礎，一切都是指向建立新中國。
從這通手札中第一次知道，我黨在戰爭年代，部分后勤保障是通過借貸方式就地解決的。由手札中看，這個方法應該是劉伯承、鄧小平在此之前首創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就這個方法專門在括號中注明：“將來還錢分文不少”。我黨建黨、建軍之初就強調鐵的紀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得侵犯群眾一針一線。
“民無信不立”，打仗，直接的是要打贏敵人，實質的是要贏得民心，只有贏得民心，才能真正贏得戰爭，贏得天下。為了贏得一場戰爭，需要動用一切手段，但絕不能以輸掉民心為代價。一切細微之處，都要考慮到這個“初心”。
手札中，“建立政權，實行土改”，是為民；以借貸方法解決冬衣，但必須分文不少地歸還，還是為民。這是我們方方面面工作，都始終要貫徹的。就是說，做任何決策，都要著眼長遠，取信于民。
去年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不少人提出非常時期，需要非常之策。道理是對的，突破常規，也是必須的。但主張采取明顯有損長遠利益的方法以圖渡過暫時的難關，則是不可取的。
我覺得，我們地方政府的領導、國有企業的領導、民營企業家們，都應該認真學習毛主席的這通手札，學習他是如何小處著手謀劃戰略的，尤其要懂得“將來還錢，分文不少”的重要性。確保流動性、確保信譽，是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虱多不癢，債多不愁”，是無賴思維，無助于事業的成功，更不可能基業長青。
就金融機構，尤其是銀行，由這通手札的啟示是：
首先，立“信”為先。金融機構，銀行，不是掛塊招牌，客戶就會信任你的。產品很重要，客戶體驗很重要，但沒有客戶的信任，一切都是空的。一些中小銀行，盲目擴張，卻沒有很好的在市場上經營“信譽”、維護“信譽”，雖然有業務的發展，卻沒有穩固的基礎客戶群，也因而沒有穩定的負債來源，導致流動性脆弱，業務不穩定，風險累積。
其次，制定戰略需有可操作的路線圖，不搞那些大而無當的口號戰略，更不能搞拍腦袋的高指標讓基層自己去貫徹執行。現實中，許多機構在口號戰略下，編了一套一套的這個“型”、那個“化”，卻沒有具體如何做的指導。基層為了完成指標，只能不顧風險、不顧政策制度，不擇手段地去完成指標。
再次，提出各種指標和措施，需有明確的目標指向。比如數字化轉型，列了一連串的“化”，最終是要解決什么業務問題，可以解決到什么程度，解決的問題與不采用這些措施相比到底好處在哪里？現在更多的可能只是為數字化而數字化。許多銀行提出向個人業務轉型，但如何在客戶心目中樹立對本銀行的信任，各類產品如何營銷等等措施，都只有原則，沒有具體的指導，更沒有分階段的戰略步驟，只是在一堆口號中下達非理性的考核指標。短期內似乎達到了目的，卻為后期埋下了風險隱患。
二 周恩來致毛澤東札 1950年
毛主席：廿三晚召集有關各方討論邊防軍補充及東北供給問題，東北來人均與會。關于后勤部分，已根據我給他們的方針，議定解決辦法五項，茲先送請批閱。關于人員補充，待聶由北戴河回，再偕往林總處商決。關于東北供給問題，原則決定：一，糧、草、料、煤，由東北供給；二，經常費由四野撥出，由總后勤部撥給東北；三，預算外之一切作戰費用，統由中央支出，東北代付；四，東北增加發行，由中央撥付其所需花紗布作為支出，換取東北貨幣回籠。具體辦法，責成財政部、貿易部本此原則解決。我與一波意見，為東北不致擔負發行過重，應準備提早實行關內外貨幣統一，此事擬待陳云回后商決。周恩來。八. 廿四.
就管理而言，一個組織內部，永遠存在中央和地方、中央與部門、部門與部門、部門與地方之間的協作與博弈。沒有最佳的制度機制，也沒有永恒的制度機制。需要的是高超的管理藝術，在變動中不斷平衡，平衡中形成的制度機制，只是表象，依然需要動態調整，不能固化。這無關乎體制，更無關乎技術手段。
經濟不是單純的經濟，戰爭也不是單純的戰爭，經濟和戰爭都在整個政治的盤子里。政治也不是單純的政治，不能脫離經濟、戰爭等等的一切要素。專家可以就經濟或戰爭等提出專業理論和建議，但制定具體的經濟或戰爭政策和策略則需要放在整個政治的盤子里通盤考量。真正的最優解，是在那個盤子里。最近關于抗擊疫情的爭論，專業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要看到，疫情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
前方戰爭得以順利進行，戰略戰術固然重要，后方的穩定卻是重要的保障，實際上，后方的穩定本身就是前方戰爭戰略戰術的組成部分。前述毛主席的手札內容，就充分體現了這個道理。后方的穩定，包括經濟和政治的穩定，老百姓生活的穩定。
貨幣是確保經濟穩定的重要手段，不僅僅是支付手段。獨立的貨幣體系，可以形成相對獨立的經濟體系。就當時而言，既保障解放區經濟的正常運行，也能保障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穩定，更有利于解放區政府籌集資金和物資，同時又能使解放區經濟不受國民黨統治區經濟和貨幣的沖擊。所以，貨幣是經濟現象，更是政治工具。
貨幣作為政治工具，并不是不受約束的。市場、老百姓對貨幣的信任，實際上也是對政府的信任。建立和維護貨幣的信譽，同時也是建立和維護政府的信譽。因此，發行貨幣，管理貨幣運行，還是要遵循市場規律。貨幣發行要保障市場的流動性，保障交易的順暢，但又不能肆無忌憚地超發貨幣。
所以，在要求東北支出相關費用的同時，中央還要專門調撥物資到東北，以幫助其回籠發出的貨幣，防止發生惡性通貨膨脹，從而造成政治動蕩。所以，財政赤字貨幣化，不是一個理論問題，只是一個在實踐中可不可取的政策選項。歷史地看，凡是做這個選擇的，都是無奈的下策。
當全國解放，原來分散的解放區連成一片，當然就會形成統一的市場，也必須形成統一的市場。真正統一的市場，需要有統一的貨幣和貨幣體系。所以，即將發行的數字人民幣，只是統一的人民幣的一種表現形態，不可能是現行人民幣之外的又一種法定貨幣。
三 劉少奇關于發表農村貸款消息和建立新農貸制度致胡喬木等札 1950年
喬木、長江同志：這些農貸消息，可以發表，這是因為我們整個經濟事業尚未走上正確軌道，采用這種“超經濟的行政辦法”去貸款，以便促進生產的若干進展，也是好的，只要糾正了恩賜救濟觀點，因為“救濟式”的貸款，不獨無益，而且有害。然而，這種貸款辦法，仍是不好的，不經濟的，雖比“救濟”進了一步，仍是不值得宣傳，而且應加批評的。不過在批評以前或至少在批評同時，應系統地提出一種可行的，合于經濟計算的貸款辦法，否則，批評就帶破壞性，而不會有建設性。在沒有更好的辦法以前，暫時（僅僅是暫時）采用目前這些辦法，亦可應付某些急需，而于生產有益，我們僅僅在這種觀點上發表這種新聞，而不要把這些經驗固定起來。關于國家投資（對國營企業）與貸款（主要對小生產者）問題，應與整個經濟問題一起加以研究，而不要孤立研究。農民、小商品生產者，是依賴市場與信貸制度的，否則，就不能生產。過去他們是依賴商人的信貸，地主富農的信貸，又依賴商人把生產品賣到市場，又依賴商人買來自己的必需品。這樣他們就受商人、地主殘酷剝削，因而不能擴大生產。商人和地主在春天貸給農民一石糧，秋后收兩石。然而，他們還是要借。現在商人不大借了，地主不能借了，我們新的信貸制度又未建立，農民借不到錢，這種情形，比商人剝削他們還壞。農民、小生產者不能不對這種情形叫苦連天，生產受影響更大。我們必須迅速建立新的信貸制度，同時鼓勵農民互助互貸。這種新的國家信貸，應是以扶助農民生產為基本目標，一反商人的剝削目的，但在辦法上仍然是春借秋還，并有利息（實際的利息），訂立合同，并可要農民、小手工業者給貸款機關（最好是供銷合作社）以信用。即在一定價格下交出糧食原料給貸款機關，以后再付錢，或賣給農民必需品。這種貸款和經營，是代替商人、地主的地位，是合于經濟法則的，國家與農民均可獲得很大利益。然而這需要建立一套經濟機構，這種機構，就是供銷合作社，或農業銀行，或農貸局。在建立這些機構前，首先要在理論上、方法上解決一系列的問題，望你們與暮橋研究這一問題，并能寫篇文章發表。劉少奇。十一月十一日。
這通手札可能是中國農業銀行和農村信用合作社最初的發端吧。
這封信把問題說得很清楚。農民、小生產者，是需要市場、需要信貸的。信貸，則需要合于經濟法則。商人、地主給予農民和小生產者的高利貸是殘酷剝削（春天貸一石糧，秋后收兩石，年息差不多要200%多）。但農民和小生產者得不到貸款，比商人和地主高利貸殘酷剝削更壞。全國解放，商人和地主的貸款沒有了，就會影響農民和小生產者的生計，更會影響社會的物資供應，從而影響社會政治穩定。
所以，必須解決這個問題。真正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建立新的信貸制度和信貸體系，不過這需要一個過程。在新的信貸制度和信貸體系建立起來之前，必須有權宜性的臨時解決辦法。這就是這通信札一開始討論的事情。
從內容分析，喬木他們要發表的農貸消息中的“農貸”，應該有點類似于“政策性”“行政性”“指令性”的貸款。劉少奇認為，作為在新的信貸制度建立之前的權宜做法，可以發表這些消息，但必須明確，這貸款不是“救濟”。他認為，“救濟”式貸款，不僅無益，而是有害。即使這種“超經濟的行政辦法”貸款，雖然不是“救濟”，依然是不值得宣傳的，而且應該加以批評。即使因為權宜之計發表這個消息，也絕不能把它當作經驗固定下來，一旦新的信貸制度建立起來，就要廢除這樣的做法。
七十年后的今天，我們早已建立起了新的信貸制度和信貸體系，或許這個制度和體系還不夠完善，但總是建立起來了。不過，劉少奇的這封信，卻依然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我們在發展普惠金融、支持“三農”、支持小微企業、支出鄉村振興、支持科技創新、支持綠色經濟等的過程中，是不是要用“救濟”性的貸款方式，“超經濟的行政辦法”發放貸款？還是應該尊重信貸規律、市場規律，使金融機構有能力可持續地支持普惠金融發展，支持“三農”，支持小微企業，支持鄉村振興、支持科技創新、支持綠色經濟？劉少奇在七十年前已經很好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朱德的手跡中有一通1940年關于延安生產運動的總結、一封1962年關于對《關于商業工作問題的決定》的意見致李先念陳伯達的信，是談經濟問題的，但沒有專門談金融。
看了四位領袖的手跡，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周恩來的字，年輕時就已經定型。《中國書法》發表的幾件，第一件是1921年的，最后一件是1962年的。后期的字，更老辣，但字形和風格是一樣的。毛澤東手跡，第一件是1912年的，最后一件是1957年的。毛澤東從少年到老年，各個時期風格幾經變化，區別明顯。毛澤東的手跡是真正的書法，超邁絕倫、大氣磅礴、推陳出新。一般人只是看到他書法的大氣磅礴，并沒有關注到他的創新。從墨跡看，中年以后，毛澤東在書法上是有意識地在創新，在作品整體大氣磅礴風格下，每一個字的架構幾乎都是創新的，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然而，這樣的創新又是那么的自然隨意，出神入化，沒有一點刻意做作的感覺。由書寫，或許也能看出兩位領袖的不同氣質和風格。
作者劉曉春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