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字人民幣出現之前，中國的第一波的數字金融革命的標志性事件是，2004年支付寶和2013年余額寶相繼出現。
用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描述這兩個里程碑式的事件,“毀滅”的是舊金融秩序中的低效率與次服務，而“創造”出的是更高的總體社會經濟效益。
在第一波數字金融革命中，受到沖擊的是傳統的金融企業，特別是銀行，而受益者包括居民、小微企業、科技巨頭企業等。在此之前，中國的老百姓習慣將大部分流動資產存在銀行，獲得的利率回報非常低。
但在金融科技企業的倒逼下，銀行推出了數量眾多靈活便捷的理財產品，大大拓展了居民投資理財的渠道。
在企業融資方面，數字金融企業分析并準確判斷企業風險的能力，使得小微企業無抵押信用貸款成為可能。當然，對于這些科技巨頭企業本身，它們通過成功上市和市值上漲，獲得了一波又一波的利潤。
如果說在第一波數字金融革命中，科技巨頭公司扮演的角色是“創造性毀滅者”（creative disruptors），那么在第二波數字金融革命中，它們可能會轉變成數字人民幣要顛覆的對象。
在此期間，不但居民和企業能從中獲得收益，傳統的金融企業也有可能找到新的發展機會。
中國數字經濟“蛙跳”的動能
在本世紀初，低中等收入的中國在數字經濟和數字金融方面的發展不僅遠遠落后于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而且也落后于印度。中國在數字經濟和數字金融能實現“蛙跳”，主要依靠三大動能。
第一個動能是企業家精神。當時的中國居民能享受到的金融服務種類少、成本高、質量低，許多小微企業有融資需求但無處能融到資。但同時哪里有不被滿足的需求，哪里就有利潤。當時就有許多年輕人從中看到了商業機會，而中國的改革開放給企業家精神提供了非常好的土壤。
第二個動能是中國加入WTO。入世對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同樣重要，或許很多人未曾意識到。今天數字經濟里許多成功的公司創始人在起步階段大都缺少資金和政治背景，他們去銀行申請貸款又拿不出可抵押資產，融資是沒有可能的。而中國加入WTO 給他們帶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條件。
中國在經過十幾年的艱苦談判，于2001年加入WTO。對方國家的企業根據自己的比較優勢對中國提出這樣或那樣的開放要求，特別在部分發達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金融領域。
國有商業銀行顧及到國外競爭者進入對于自身利潤的影響，國外商業銀行準入的時間是入世五年以后；外資投行也要經歷三年才能逐步進入；而因為當時中國不存在國有的PE/VC基金，海外的PE/VC機構被允許第一批進入國內市場。
正是這些進入國內的風險資本和私募股權基金成就了無數的數字經濟企業。這些新創企業在起步階段向海外PE/VC成功融資體現了中國入世的意義不僅在于貿易壁壘降低、實物商品的進出口方面，還在于當時的金融開放造就了今天中國數字經濟的崛起。
因此，開放對中國數字經濟的后來居上功不可沒。中國未來是否要加入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等區域合作協定，是否需要進一步開放，也需要將其對今后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納入考量。
第三個動能是數字金融、數字經濟和智能手機的發展存在相輔相成的關聯。在BAT等企業本身業務蓬勃發展之后，它們利用“數據+算法”的優勢，成為資金提供方開始支持很多數字經濟小微企業的發展。
到了今天，中國數字科技巨頭企業數量和規模位居世界前列。世界上最大的10家數字經濟企業里有5家美國企業，5家中國企業；最大的25家企業里有14家是美國企業，9家是中國企業。美國在這方面領先沒有什么意外。但中國能走在日本、德國、法國、英國、印度之前，就非常了不起。
中國雖然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人均收入僅達到美國的五分之一左右，今年中國的人均收入差不多達到全球中位數，和世界領先水平還是有不小的差距。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企業能在世界最大的25家科技巨頭企業占9席，表明中國在數字經濟里實現了一個飛躍。
數字經濟的飛躍也助力中國總體的經濟增長實現了飛躍，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好了基礎。因為在數字經濟這一創新領域，發達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的起點基本相當；但同時又因為基礎設施、技術能力和人才要求等門檻，相對落后的國家的追趕中等收入國家也比較困難。
因此，數字經濟和數字金融的出現給部分中等收入國家提供了一個從“中等收入陷阱”到“中等收入飛躍”的機會。
要在數字經濟領域繼續保持世界領先地位，中國需要維持與不斷改善有利于企業家創新的營商環境，在避免過度監管的同時也避免科技巨頭的壟斷濫用。
拉古拉邁·拉詹和路易吉·津加萊斯這兩位學者在著作《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捍衛金融市場自由創造財富和機會》提及，創新的企業一旦做大后，也有可能會通過壟斷地位打壓新的創新行為，因為它們不希望其他勁敵出現。此時，公共政策的設計就需要在對這類巨頭企業的行為進行限制，也就是避免壟斷，與繼續鼓勵創新之間找到平衡。同時，深化改革，繼續開放，管控住系統性風險也至關重要。
數字人民幣改變博弈局面
要理解數字人民幣為何會對現有的數字科技巨頭公司會造成比較大的沖擊，就需要理清目前數字經濟中的成功企業是如何華麗轉身同時成為數字金融的巨頭企業的。
以螞蟻集團為例，它向消費者和小微企業提供大量信用貸款的前提就是利用“數字足跡+算法”，計算出潛在貸款者的壞賬概率，給出較精準的信用評分。當在線商戶無法成為銀行貸款客戶的情況下，數字科技公司通過分析其既往的收支流水，判斷其成本、利潤和未來增長，再加上分析客戶對產品和服務的評分、退貨率等“軟信息”，判斷其償還信用水平，因此能夠在處理信貸申請、分配貸款和收取還款方面，比銀行更便宜、更快捷。
相比之下，傳統銀行不掌握這些信息，評估小微企業信用的成本過高，無法對這些企業提供無抵押貸款。實踐告訴我們，這些科技金融公司迄今為止的貸款壞賬率比傳統銀行要低很多，這也是它們在短短不到8年的時間里快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將官方對數字人民幣的特征進行歸納，可以概括為12個字“等同現金，雙層運營，可控匿名”。雙層運營是指中國人民銀行（央行）先把數字貨幣兌換給一些大型國有銀行或者其他運營機構，再由這些獲得授權的機構兌換給家庭或企業。
與仍處在討論階段的一些其他央行的數字貨幣不同，中國的家庭和企業不會在央行直接擁有數字人民幣賬戶，可以避免風險過度集中到單一機構，萬一運營中出現問題也與央行有一定距離。
可控匿名中的“匿名”是相對的，央行可以查看任一單元數字貨幣的整個流動歷史，包括每一環節是從哪一方到哪一方。“可控匿名”的“匿名”部分是指授權機構只能看到一部分個人或企業的數字足跡（比如在它們使用數字人民幣存取資金時）但無法獲取更多信息也不能讓信息保留的時間超過所需。
由“可控匿名”觀察到使用數字人民幣的數字足跡，可以讓中國的央行通過算法也對潛在借款人判斷壞賬率。央行的信息與現有的數字金融巨頭公司相比各有千秋。央行可以觀察到個體在整個經濟中使用數字人民幣的行為，這是任何數字巨頭公司都辦不到的；而數字金融巨頭公司擁有的“軟信息”，央行目前無法得到的。
經驗表明，如果大數據能夠涵蓋足夠多的個人或企業的數字足跡之后，信用評分可以相當準確。
然而，在數字人民幣可控匿名的機制下，央行將具備數字金融巨頭公司相似的獲取和追蹤數據的能力。假設央行選擇低成本或者零成本的方式向商業銀行分享這樣的信用判斷，就可以改變商業銀行與現有的數字金融巨頭公司之間的博弈與較量。
雖然商業銀行融資成本要比任何數字金融公司都低，但是商業銀行在發現客戶、尋找客戶、放款成本、信用判斷上有很多劣勢，而數字人民幣原則上可以彌補這些劣勢。
因此，一旦數字人民幣普及，未來十年左右中國經濟里一個重大的改變就是現有的數字巨頭公司和現有的其他金融公司之間的博弈較量的相對力量可能會發生較大的變化。
我們還可以注意到的一點是，數字人民幣的推廣具有正回饋性。
一方面，越希望得到信用貸款的企業或個人越愿意使用數字人民幣， 讓自己的“數字足跡”收錄到“系統”里。他們認為這樣做可以將信用評估的結果量化，提升金融機構向他們放款的意愿。這會使數據完善性不斷提高。
另一方面，自我評估信用越高（預期壞賬概率較低）的企業或個人，暴露自己的數字足跡的意愿也越高。這會使信用評估的準確性不斷提高。
在數據安全方面，數字人民幣面臨的挑戰與支付寶和微信支付面臨的挑戰差不多，原則上雖做不到完全的數據安全，但在技術上基本可以做到風險可控，至少目前支付寶和微信支付都沒有出現較大的數據安全事件。螞蟻和騰訊在這方面可以做到的事情，中國央行原則上可以做到，而且央行還可以和螞蟻、騰訊等企業進行合作，向它們汲取經驗。
數字人民幣目前通過隨機發放免費紅包推行試點，在全面啟動階段的普及可以通過用數字人民幣進行政府和國企員工的工資發放、政府采購支出、扶貧補助、經濟刺激消費券的發放來普及。如果再進一步推廣的話，可以逐步進入到企業、自然人納稅的場景。
數字人民幣會改變什么？
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周小川曾多次公開明確表示，發行數字人民幣的主要目標是改善零售支付的便捷度，將每年印發現金紙幣和硬幣（M0）的成本節省下來。節約的金額目前達到每年幾十億元人民幣。而用數字人民幣挑戰美元的國際地位，不是央行的主要目的。
同樣，決定數字人民幣國際化的因素，與非數字人民幣的有沒太大區別。人民幣國際化的速度主要取決于兩點。
第一點是跨境資本流動的便利度與成本。在中國資本賬戶管制情況下，境外的企業和個人不愿意使用人民幣，即使是數字人民幣也無法改變這一局面。
第二點是可投人民幣流動性資產的深度與廣度。當前，以人民幣計價、可供境外投資者投資的流動性資產的數量，與可投資的美元資產的數量級差很遠。
因為有非常大的流動性美元資產市場可供投資，并且其他貨幣與美元進行兌換沒有限制，便捷、低成本，這也是支持美元國際地位的重要因素。
比如說，支付寶、微信支付等線上支付方式的普及對國內消費者來說十分方便，但對于來到中國的海外消費者而言，由于現金使用場景的減少反而帶來很多不便。
這并非支付寶、微信支付等平臺技術上的問題，背后反映的其實是資本賬戶管制的影響。由于中國對外匯資金實行嚴格管控，支付寶、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平臺不被授權全面開展人民幣外匯交易業務。
數字人民幣未來也可能會遭遇同樣的問題，只要有資本賬戶管制存在，匯率轉換就會有一定成本。如果資本賬戶能夠進一步開放，人民幣（包括數字人民幣）的國際化都會得到提高。
因此，人民幣的國際化的進展取決于這些政策性的因素，而與貨幣的形式是數字還是非數字的關系不太大。
決定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最終因素是中國金融深化的速度、資本賬戶開放的速度和經濟體量增長的速度。隨著中國在全球貿易和金融領域的重要性不斷提高，將有更多的交易以人民幣結算。中國國有企業可以堅持以人民幣結算部分國際交易，而央行也可以簽署更多使用數字人民幣的互換協議。
不過，我們也不能忽視數字人民幣對于美元地位的間接影響。假設數字人民幣能夠提高中國的銀行在國內的競爭力，也會間接提高這些銀行的國際競爭力，相對削弱美資銀行的國際地位。因為美資銀行的國際地位和美元的地位是有聯系的，所以從這意義上來說間接作用也不能忽視。當然，美國自己的行為也會影響美元主導地位的維持，比如說美國頻繁利用美元的全球特權地位實施各種跨境金融制裁，也會使很多個人、企業或團體尋找非美元貨幣作為替代，造成國際金融體系非美元化。
央行數字貨幣的普及對負利率執行和防止地下經濟非法交易的作用比較有限。因為對很多發達國家來說，執行負利率政策已經變成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哈佛大學肯尼思·羅格夫教授曾提出，一個國家一旦運行數字貨幣以后，可以實現兩件目前無法實現的事情：第一是實行負利率，第二是防止地下經濟犯罪。
我認為這一觀點不太能站得住腳。羅格夫教授所提兩點實現的前提首先是數字貨幣需要完全替代傳統貨幣，其次要保證交易不能以本國數字貨幣以外的其他價值物進行執行。比如，某國要執行負利率，假如部分企業或個人不接受，他們完全可以找到外幣、黃金、藝術品等其他有價值的東西進行交易，從而部分規避負利率的影響，所以負利率的執行并非易事。同樣對于犯罪集團而言，在本國全部運行數字貨幣以后，也可以使用外幣或者黃金等有價值的物品進行交易。
當前，全世界地下經濟中使用最多的貨幣是美元，一半左右的美元現鈔（M0）在境外流通[1] ，且主要在境外的地下經濟中流通，這反過來告訴我們，數字貨幣的實行本身對減少地下經濟犯罪的作用有限。值得注意的是，各國央行不會對數字貨幣使用虛擬加密形式，保持匿名可控性對央行的反恐等活動仍然非常重要。任何可能破壞可控性的功能，央行都不太可能采用。
注釋：
[1] JP Koning, “How Much U.S. Currency is Held Overseas?”, bullionstar.com.
Richard G. Anderson & Marcela M. Williams, “How U.S. Currency Stacks Up—at Home and Abroad”, stlouisfed.org.
作者魏尚進系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學術顧問、復旦大學泛海國際金融學院學術訪問教授、哥倫比亞大學終身講席教授、亞洲開發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本文選自《復旦金融評論》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