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何以成為紅利
時間：2021-05-27
作者：劉曉春
所謂老齡社會，實際上就是一個人口結構問題。
之所以是問題，是因為在一定歷史階段，有勞動能力的人口少了，換一個角度說，就是勞動力人口需要供養的人口多了，有可能供養不起，于是成為了問題。更重要的，因為勞動力人口減少，需求的增長乏力，經濟失去推動力，于是成為讓人恐慌的問題。更其讓人驚恐的是，人口第一大國人口增長的拐點，人口峰值就在眼前。
當下的我們，每個人都將是這拐點上的一份子。有人把中國這四十年的高速增長歸因于大量的人口紅利。眼看老齡社會的到來，不禁感嘆這人口紅利的喪失，呼吁放開生育，甚至建議鼓勵生育。似乎只有出生率超過死亡率，勞動力人口超過非勞動力人口并不斷增長，就能保住人口紅利，確保經濟增長有不竭的動力。
人口何以成為紅利？這才是人口增長失速的當下，人類需要追究的問題。
當馬寅初呼吁計劃生育的時候，我們沒有收獲人口紅利。當我們說中國這四十年是托人口紅利的福，我們卻正是在開啟這四十年高速增長的時候將計劃生育作為國策的。
那些年，我們每年千辛萬苦、千方百計GDP增長保“八”，只是因為只有每年GDP增長速度高于8%，才能確保為每年新增的就業人口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
非洲的年輕人口似乎常年多于老年人口。中國周圍的許多國家，也是年輕人口多于老年人口。他們的人口紅利在哪里？
中國之所以獲得了豐厚的人口紅利，關鍵是開啟改革開放進程的同時，抓住了全球化的機會。如果只有改革開放，沒有全球化的機會，肯定會有人口紅利，恐怕不至于這么豐厚。只有全球化的機會，沒有改革開放，這機會并不會因為你有豐富的低成本勞動力就能輕易抓住的。全球化并不是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同步開啟的，這之前是亞洲四小龍抓住了機會。
一個社會，讓人們有機會去追求美好生活，有機會去創造價值，才是真正的紅利來源。單純的人口結構比例，會對社會經濟有影響，但一定不是單一的決定性影響。
所謂勞動力人口，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人類的壽命在延長，創造價值的崗位不斷豐富。傳統說的勞動力人口，主要是從體力勞動的角度衡量的。高度工業化，尤其是教育普及化以后，人類的生存狀態，不僅有自然年齡的階段區分，更有人為的幼兒、學習、工作和退休的階段區分，于是勞動力人口被嚴格限定在畢業后到退休的年齡段。
所謂紅利，主要就是這個年齡段的人口產生的。這樣的劃分，是否符合現代人類，乃至未來人類的實際狀況和可能狀況，是值得研究的。
心理學有心理暗示一說，人如果自我認為身體不舒服，不斷地這么認為，最后真的會導致身體出毛病。宏觀經濟方面，有市場預期，當大家都在談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就真的會到來。我們對勞動力人口年齡段的定性，也會扼殺這個年齡段以外人口的價值創造能力。一些關于人口趨勢的恐慌性預測，難免不是人在自己給自己挖陷阱。
我們在說勞動力人口占比下降的同時，感嘆人口紅利消失的時候，有沒有想過，現有勞動力人口本身的紅利是否被充分發掘？機關在搞干部年輕化，不少政府機關、國有企業，還執行退居二線制度。更有不少大型民營企業，只聘用35歲以下的員工。
十多年前，到基層行調研，三十多歲的支行行長在感嘆，行里員工老化，平均年齡四十多歲。原因是，當時為了減員增效，上級行控制新員工招聘，許多基層行多年沒有補充新鮮血液。
我觀察了一下，確實有暮氣沉沉的感覺。心里想，即使是四十多歲，也不是老人啊，不至于如此沒有朝氣。
再進一步分析，是因為有退居二線制度。處級干部55歲退居二線，科級干部50歲退居二線。有的地方加碼，股級干部45歲退居二線。這意味著，一個干部，如果30歲還沒有提拔，就沒有晉升的希望了；提拔后，如果沒有不斷地提拔，做十多年就要退居二線。最大的問題是，退居二線后，基本上就閑置在那里，連一般員工的作用都發揮不了。
所以，人們在40歲左右的時候，已經在心理暗示自己，老啦，老啦，事業已到盡頭。因為事業已到盡頭，就失去了繼續學習新知識的動力，這不知不覺中就反映到一個人的精神面貌上，進而反映到一個單位的精神狀態上。
四十年前，提倡干部年輕化，是有當時的現實需要的。因為文革結束后，從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需要看，當時的干部是青黃不接，需要加速干部的年輕化來推進改革開放事業。我們這代人就是在這股浪潮中成長起來的，趕上了年輕化的機會。但，我們始終認為，那是一個特殊的年代，不會是常態化的現象。沒想到，當我們退休了，這樣的非常態化現象依然在持續。
毫無疑問，一個企業，如果員工年輕化，會更有朝氣，更有創造力。但就整個社會而言，這樣的狀態，則是在加速人口紅利的收縮，或者說是在加速人力資本的折舊。
如果，企業、機關年輕化的非常態化現象今后是趨勢，是常態化現象，那么與其研究促進生育的政策，還不如研究如何發掘現有勞動力人口的紅利潛能。這不是簡單地延長退休年齡，因為延長退休年齡，無非是延長退居二線的時間，并不能讓人在延長的工作年度中創造社會價值。因此，這樣的改革，比放開二胎艱難得多，但卻有效得多。
因為老齡社會的到來，各路英雄開始大談開發銀發市場。這隱含著一個意思，就是要開發銀發一族的需求市場。這樣看來，銀發一族至少可以為黑發一族提供就業崗位，可以為黑發一族提供產生人口紅利的空間。
不過，我們是否考慮過，銀發市場的供應端，也可以部分是銀色的？人口紅利的發掘，是否應該考慮全員人口，而不是僅僅局限在年輕人口中。
老齡化，出生人口下降，不僅是中國的現象，幾乎是經濟發達與比較發達經濟體的普遍現象。需要反思現代人類的生存方式。前文說到，工業社會和教育的普及，將人的一生劃分為截然分明的幼兒、學生、工作、退休階段。
隨著科學的發展，人類壽命延長，文化素養提高，物質資料豐富，職業選擇多樣，家庭小型化，體力已經不再是衡量勞動力的唯一指標，這樣切割式的人生階段的劃分，不利于人的身心健康。老齡化帶來的一系列問題，都與這樣的生存狀態相關聯。
后工業化時代，或者說數字經濟時代，人類需要改變生存理念和生存方式，與老齡社會和諧相處，人生階段的界限需要設法模糊化、平滑化，甚至交替化。
人類人口的起伏變動，歷史上多有，原因不外乎戰爭、饑荒、瘟疫、氣候變化等。但如果往深里分析，戰爭、饑荒、瘟疫、氣候變化等現象的背后，真正的原因，有時還是人口變化。也就是說，人類歷史上大多數人口變化的原因是人口變化，是一個地區在一定歷史時期承受不了增加了的人口。
表面上看，戰爭等是人為因素，是英雄們、野心家們在創造歷史，實際上英雄們、野心家們是被“無形之手”無奈地推上歷史的。也許他們因為知道是無奈，所以只能說是“天意”，是“上帝的選擇”。
歷史上，因為戰爭、瘟疫、饑荒等原因，造成人類人口的暴力式減少，減少的往往正是有人口紅利的勞動力人口，杜甫的《三吏》《三別》有很好的反映。我們可以說，是“看得見的手”造成的，或者是“看不見的手”造成的。
但無論是“看不見的手”還是“看得見的手”，背后似乎都有無形之手在推動，或許就是“上帝之手”。因為每次事件之后，人類社會似乎都迎來了新的均衡，人口和經濟在崩潰后重新開始增長。
然而，今天，人類或許是第一次面臨在和平狀態下，經濟高度發展，物質生活資料異常豐富條件下，人口增長失速，并且伴隨著老齡化。更關鍵的是，這不是單純一個國家的現象，無關乎國家制度和意識形態。不過，這“和平”狀態會是常態嗎？那上帝的無形之手會將我們人類推向如何境地？這可能是比人口老齡化，人口增長失速，人口紅利消失更讓人擔心的。
今天，人口老齡化，人口增長失速雖然不是個別國家的現象，但也不是完全普遍的現象，還是有著明顯的貧富差異。如果仔細分析，美國、加拿大等國家，早就進入老齡化、人口增長失速的時期了，只是因為移民政策在維持勞動力人口的增長。
假如我們真的認為人口紅利對一國的經濟增長具有決定性作用，也可以說，這些國家是依靠輸入性人口紅利在支撐經濟的發展，同時把戰爭、饑荒、動亂等留在了那些有豐富的勞動力人口卻不產生人口紅利的國家。
這樣的均衡方式，現在看來不能持續下去了，輸入性人口紅利對這些國家自身的人口結構和貧富差距造成了嚴重的不均衡，于是產生了“特朗普現象”。特朗普現象，不僅僅是美國現象。這樣的現象，會將世界帶向何方，這是百年大變局的一個未知數。
當是時也，我們需要從全球變局的視野來看待人口變化，不能就人口論人口，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地開藥方。放開生育政策是應該的，但鼓勵生育的政策之類，還是省省為妙，解不了近憂，還會留下遠患。
人類的生育欲望，不是直線邏輯的產物。和平時期人口穩步增長，不一定是生育欲望增強，更主要的是因為存活率提高和壽命的延長。人類往往是在未來不確定的情況下，冥冥之中生育欲望更其強烈，在未來生老病死有保障的情況下，反而沒有生育的欲望。現代發達經濟體率先進入老齡社會應該是一個很好的注腳。
我很懷疑計劃生育政策在我國社會老齡化進程中的真正作用。因為我國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過程，也是我國改革開放、經濟起飛的過程，同時也是我國家庭少子化的過程。我們以比發達國家快得多的速度由前工業社會進入后工業社會，老齡化的速度快于這些國家一點都不奇怪，更何況我國沒有輸入人口紅利。
所以，沒有計劃生育政策，我國也會在這個時期進入老齡社會，人口增長失速。計劃生育政策如此，何況獎勵生育政策？新加坡搞了多年獎勵生育政策，效果乏善可陳。
在老齡化的同時，我們還面臨氣候變化的挑戰，也就是說，當我們驚恐于人口萎縮的時候，“地球能負擔多少人類？”依然是人類需要面對的問題。人類人口，我國人口，不會線性無限萎縮，無需過分擔心。但一定也不是越多越好。
當下，我們首先需要關注的是，人口紅利是如何產生的，肯定不是單一的勞動力低成本。實際上是要通過不斷改革，建設一個讓人人有機會去追求美好生活，有機會去創造價值的社會。
其次，我們更要關注我國由于人口流動造成的地區間人口結構差異會對我們國家經濟、政治產生的可能影響。強行平衡各地人口結構是不可能的，但如何通過政策有效引導有利因素，防止風險的產生，卻是亟待研究的。
第三，國際上部分國家老齡化導致的國際人口結構不平衡，可能對國際政治經濟帶來的風險，以及這些風險對我國可能的影響，我國的應對之策，也是亟待研究的。
作者劉曉春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院長，本文首發于公眾號“財經五月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