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從日本經濟泡沫破裂中學到什么？
時間：2020-10-28
作者：白川方明
感謝金融四十人論壇再次邀請我參加外灘金融峰會。有幸在此發言，本人感到非常高興。近年來中美之間在貿易、投資和科技方面的關系日趨緊張，令人惴惴不安，我想在今年峰會上或許可以分享的一個話題，就是回顧上世紀80年代日本與美國爭端升級過程中的日方經歷，為包括中國和美國在內的世界上所有國家總結些許教訓。希望我的簡短發言能給大家帶來一些思考。
日美之間的經濟糾紛涵蓋貿易、金融市場、技術和宏觀經濟政策等等。涉及面之廣，實非我能面面俱到。根據我的專業背景，我將重點討論宏觀經濟政策的問題，特別是貨幣政策、匯率政策，同時也會簡單談一下金融政策和貿易政策。因此我的發言脈絡將圍繞80年代末日本的大規模經濟泡沫以及90年代隨之而來的泡沫破滅和金融危機。這是日本經濟的一個拐點，因此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和學者都對這一時期進行了深入研究。事實上，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和學者對探究日本經驗具有濃厚興趣，這一直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或許是因為中國的專家們恰恰認識到他們如今所面臨的挑戰與近30年前的日本頗為相似：即需要從高速增長向穩定增長軟著陸，面臨如何應對快速老齡化和出生率下降的問題以及如何處理日益緊張的中美關系。
一 日本高速增長期的經驗回顧
縱觀歷史，我們會發現，隨著新興國家的快速發展，最強大的國家就會感到其權力正在受到威脅，這種情況屢見不鮮。日本的高速增長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到70年代初結束。中國的高增長則是從90年代開始。日本的高增長背后，有幾個因素在起作用，但如果要我指出最重要的因素，那么我想強調的是競爭性市場體系和開放性貿易體系。當許多亞洲國家都未能引入競爭性市場體系的時候，只有日本獨樹一幟。極為幸運的是，得益于開放、自由的貿易體系，日本得以打入全球市場。日本的確是自由開放式貿易體系的受益者。中國的高增長也是如此——競爭性的市場體系，尤其是自由開放式貿易體系的活力讓中國從中受益。我有時會想，如果中國早很多年就引入競爭性市場體系并加入關貿總協定，日本的經濟會是何種光景？
二 上世紀80年代日美經濟糾紛
下面我想談談日本和美國之間的爭端。不論大家相信與否，在上世紀80年代，美國擔心會被日本超越，并且這種擔憂與日俱增。這個過程可以稱為“修昔底德陷阱”，這是美國政治學家格雷厄姆?艾利森所創造的術語。
曾經強大的美國制造業逐漸失去競爭力，這引起了美國政商兩界許多人的注意。衰落從60年代的紡織業開始。然后，在20世紀70年代蔓延到鋼鐵。到了80年代，汽車和半導體行業成為熱點。
宏觀經濟數據勾勒出美國全國也是一幅同樣的黯淡景象。美國和日本之間的GDP差距已有所縮小。到1989年，日本的名義GDP僅是美國GDP的54%，但從這個趨勢推斷，美國的GDP被日本超過并不遙遠。
日本在跨境銀行貸款上的主導地位表現得最為明顯。從全球銀行資產的統計來看，1988年資產的整體增長，90%歸功于日本銀行。日本企業大舉收購美國企業，也引發了一些情緒。最有爭議的收購是三菱不動產對洛克菲勒中心的收購和索尼對哥倫比亞電影公司的收購。兩者在許多美國人眼中都是美國文化的象征?；仡欉@些歷史，我們會驚訝地發現當時的日美經濟關系與如今的中美經濟關系是多么相似。
當時，美國對日本經濟擴張的反應是非常復雜的。一方面，人們認為日本的制度是“有效率”。美國學者還寫了幾本書，試圖從日本的企業管理和產業政策中發掘經驗或“秘訣”。另一方面，日本的制度又被認為是一個大為值得懷疑的謎團。最能體現第二點的詞就是“日本株式會社”，它是用來形容政府和企業的綜合體。遺憾的是，隨著兩國關系緊張局勢的升溫，第二種反應變得愈加強烈。
日本的經營機制與西方世界完全不同，這是人們的典型看法。日本經常賬戶的盈余不斷增加，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以上，這往往被美國解讀為不公平貿易的反映。從日本的角度來看，這種說法完全不能接受、毫無根據，但美國政府及工業界卻咄咄逼人地要求日本采取各種補救行動。
爭端不僅僅限于貿易，還蔓延到許多領域，包括國內金融市場、外來直接投資、政府采購。美國強力施壓，于是日本不得不采取各種妥協措施。在貿易方面，日本采取了“自愿出口限制”。在個別商品和服務市場上，美國要求采取多種措施，以增加美國企業在日本市場的參與度。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1985年，日本參加了著名的《廣場協議》，該協議規定了主要發達國家之間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匯率協調。
更重要的是，日本做出了擴大內需以減少經常賬戶盈余的承諾。于是，貨幣寬松政策得到延長。隨之而來的是巨大的泡沫以及之后的泡沫破滅和金融危機，為日本經濟和產業留下了難以愈合的傷疤。
三 日本經濟泡沫與美國施壓的關系
我在這里要談的話題是日本的這處傷疤與美國施加的壓力之間的關系，因為我聽到很多中國專家說：“日本簽署《廣場協議》是大錯特錯”。他們常常把泡沫、金融危機以及日本經濟實力的下降，歸結為日本屈服于美國的壓力。這種說法有時還帶點“陰謀論”的味道。雖然美國施壓的力度本身相當大，但我并不同意上述種種論點。我解釋一下當時發生的事情。
泡沫形成的機制相當復雜，我認為長期的貨幣寬松并非唯一的原因。但如果沒有長期的貨幣寬松，日本如此大規模的泡沫也確實不會形成。最大的錯誤在于，日本政府以“國際政策協調”的名義，承諾通過擴大內需來減少經常賬戶盈余。這是一種錯誤的經濟學，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經常賬戶盈余會因國內外周期性條件的差異而出現波動，但其基本趨勢是由充分就業時的儲蓄和投資之間的落差決定，這取決于結構性因素，特別是人口變化階段。記得80年代末是人口紅利期，也就是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最高的時期，這意味著人們會為退休進行儲蓄，這時經常賬戶盈余是最高的。
盡管如此，如果政府做出減少經常賬戶盈余的承諾，日本央行就必須繼續實行貨幣寬松政策，而這也的確成為了現實。日本泡沫的規模在現代經濟史上前所未有，泡沫破裂和金融危機的后果極為嚴重。
于是大家或許會問，為什么日本政府會支持國際政策協調化的想法？我想指出四個原因。第一，顯然是美國的壓力。第二是對做出這種承諾的經濟后果認識不足，如我剛才所述。第三是出口行業要求防止日元升值的強烈呼聲。政府認為，要防止日元升值，就需要進行國際政策協調。第四是缺少通貨膨脹的威脅。日本的平均通貨膨脹率當時低于1%。政客、企業管理者、經濟學家、媒體和國際組織都反對貨幣緊縮，部分原因是通貨膨脹率處于低位。
因此，僅僅歸咎于美國的施壓既不準確，也不誠實，畢竟長期的貨幣寬松在某種程度上是日本自身造成的。而當時只有日本央行支持貨幣緊縮。從當時直到今天，決策者和學者們還沒有充分認識到，金融失衡的積聚有可能最終破壞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就是在通脹率保持穩定的情況下也不例外。
四 有哪些經驗值得中國借鑒？
中國應該從日本80年代以來的慘痛經歷中吸取什么樣的經驗教訓呢？當時的一些日本經驗只適用于日本，或是只適用于那個特定時期，但我認為其中也存在一些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經驗。接下來，我將為大家介紹這些經驗。
首先，要在防止泡沫上狠下功夫，或者說，確保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裢源笫墙洕l展的大忌。泡沫的形成機制很復雜，但其中一個原因是對經濟和產業管理方式的過度自信。這種情況與全球金融危機前美國的情況如出一轍。自恃過高是人類的天性，也歷來是危險的。這個普遍的教訓適用于任何國家。
第二個教訓是關于貨幣政策。貨幣政策不能定位于力不所及的目標。貨幣政策在維持金融環境穩定方面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保持價格穩定和金融穩定。
第三個教訓是關于泡沫之后的影響。一旦產生泡沫，增長率就會下降，直到消除過剩的泡沫。這是任何經濟在后泡沫時期的共同特征。重要的是要避免泡沫帶來的次生損害。就日本而言，次生危害之一就是延遲了對長期挑戰的應對，即快速老齡化和人口下降。遺憾的是，日本對人口結構變化的影響不夠重視，而人口的變化大約就在這一時期對日本的經濟開始產生影響。其中部分原因是對人口結構變化會造成哪些經濟影響缺乏想象力。但更重要的是，決策者和企業都被泡沫破滅后如何解決大量不良貸款問題這一迫在眉睫的任務困住了手腳。在任何一個時間點，社會所能調配的人力是相當固定的。于是日本無法抽出精力應對人口結構變化。第三個教訓是，不應該在短期發展上分散過多的注意力，不論短期發展有多重要，都永遠不要忘記國家所面臨的長期挑戰。就日本而言，一項重要的挑戰是應對人口結構變化。
為了向大家具體說明這一點，下面將以養老金問題為例，談談人口結構的挑戰：老年人退休后如何供養自己的生活。在任何一個社會中，公立養老金、私立養老金還是家庭援助，無論具體采用哪種方式，決定養老金制度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參數只有三個：退休年齡、退休人員相對于在職職工的收入水平以及生產力的增長。這三者必須保持一致，才能確保長期的可持續性，但高增長往往掩蓋了這三者之間存在的不可否認的關系。因此，國家往往會拖延必要的調整腳步。國家越拖延，就越難以形成共識，因為老年人的呼聲的影響力會變得更強。
五 日元的國際化
到這里，我已對宏觀經濟政策做了討論。現在，我想說一說對宏觀經濟有重大影響的其他政策領域。
一個是日元國際化的問題。日本曾有過日元國際化的論調，尤其是在20世紀80年代，有關日元國際化的爭論尤為激烈，正如今天有關人民幣國際化的爭論一樣。然而，日本始終沒有就日元的使用贏得與其經濟規模相當的國際地位。在我的回憶中，這并不是日本政府和金融機構一致決策的結果。當時，有些人相當熱衷日元國際化的設想，而有些人則是漠不關心。
從整體上看，日本的野心并不大。這可能是因為日本隱約擔心所謂的國際貨幣國家的潛在負擔。也可能是因為日本沒有做好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自由化的準備，而自由化是日元國際化的先決條件。自由化需要有良好的金融監督和管理。后來的金融危機表明，在監管方面的確有所欠缺，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當時政府對日元國際化的態度是正確的。
國際關鍵貨幣是一個混合體。這樣的貨幣地位不僅要求一國經濟規模龐大，而且要求該國金融市場具有足夠的深度和流動性，還要求法治等。無論如何，貿易和金融是相輔相成的。當時，雖然日本無意用日元取代美元，但如果日本真的希望擴大其在國際經濟版圖中的存在，那當初就應該更加積極主動。
六 一個國家應該如何應對貿易爭端？
最后，必須談談貿易政策或貿易爭端本身?！百Q易爭端”這個詞通常用于消極的語境，毫無疑問，這是個負面的表達。但它也存在積極的一面。事實上，美國施加的壓力在某種程度上推動許多重要產品和服務的市場放松了管制，這在當時非常有必要，但之前被既得利益集團遏制住了。而這最終令日本的消費者從中受益。對于我們而言，能夠避免貿易爭端的發生是最好的，但如果實在無法避免，那么以富有成效的方式對爭端加以利用就尤為重要。
貿易爭端始于對貿易伙伴做法的認知分歧。每個國家都傾向于認為貿易伙伴的做法不公。不公平的做法也的確存在。但是，對不公平的判斷，有時只基于一個簡單的事實，即兩國商業運營方式不同。一個例子就是終身雇傭制。日本企業存在持續雇傭的隱性契約，所有勞動力成本至少在短期內是固定的。在需求疲軟的情況下，與美國企業相比，日本企業就會出現積極生產和出口的傾向。從美國企業的角度來看，日本企業的行為有時顯得具有掠奪性。這不是公平與否的問題，而只是反映了社會契約的差異。美國的做法也是如此。日本人覺得美國的一些做法不公平，但這可能只是出于美國獨特的社會契約。
大家常談到全球化或全球化的世界。但這個詞頗有夸大之嫌。畢竟，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社會契約。即便在一國內部，國人所希望的社會契約也有所不同。任何國家之間的爭端，包括上世紀80年代的日美之爭，以及今天的中美之爭，都沒有一蹴而就的解決辦法。但我們都必須認識到，開放、自由的貿易和投資體系是國際公共利益之所在。謹記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要繼續努力增進相互理解，至少應做到像本屆外灘峰會一樣能夠共同展開討論。衷心希望CF40能繼續在這方面做出貢獻。
謝謝大家。
作者白川方明系日本央行原行長，本文系作者在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上發表的主題演講，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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